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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文化的省思--我正在清算漢文化!

2006年7月10日 00:09

  • (●作者老伙仔,男,大學畢,文字工作者,台中縣人。簡介表示:自上班第一天起,就開始想像退休;在舞文弄墨之前,就綺夢文采飛揚。老伙仔半生痛快;一快就痛,一痛就快。有個人部落格http://bloguide.ettoday.com/l6875868/。本文為ETtoday.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照片為替代照。)

老伙仔

「他還說,中國跟台灣的問題,是在於沒有一位像樣的思想家,導致於價值觀混淆,大陸是一切向錢看,台灣則是沒有自己的思想主體性,不知是要學歐洲、美國、日本,還是古老的中國。

這點筆者也想過很久,以前在東森有篇文章,中國要強大就要出幾個偉大的思想家,這點看法到現在沒變。」----栗子鼠,〈共產黨之外--中國還需要偉大的新思想來引領〉;http://www.ettoday.com/2006/04/18/91-1929416.htm。

栗子鼠先生這篇大文,登於ETtoday,2006/04/18;時常引起我的一些思考。事實,我進行這樣的思考、寫作已經非常久了。以下,給各位看倌作參考。

兩岸主流文化全源自古老中國;至於文化的界定,我認為「『想什麼?怎麼想?做什麼?怎麼做?』的總合,就是文化。」這個論點若看倌們可以接受,那麼我們就展開以下的討論。

古中國自孔孟之際,就已經出現「禮樂崩壞」的局面;這應該無庸置疑。但很少人會問:這種「禮樂崩壞」的局面,究竟到何時而止?我既然如此問,大概會有人說,到漢武帝接受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時,儒學終於再興,而「禮樂崩壞」的局面終止。何況《漢書˙卷第六˙武帝紀》還明確記載:「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可見,漢武帝時期確實終止了「禮樂崩壞」的趨勢。

蓋孔孟之後,戰國延續春秋之亂且更熾熱;而秦一統江山、焚書坑儒,隨即秦末天下大亂、楚漢相爭,然後黃老當道。「禮樂崩壞」之勢是持續的;到漢武帝時終於採董仲舒之議,在尊儒抑百家後,扭轉了這個局面。除此之外,大概再沒其他答案了。

事實果真如此?我的看法:漢武帝採董仲舒尊抑之策,其實是另一階段「禮樂崩壞」的起點。原因非常簡單,董仲舒雖素來被稱為漢之大儒,但董仲舒的思想體系其實應該稱之為「陰陽法儒」;我的意思是說,董仲舒的思想以「陰陽家為主體」,以法家為用,而以儒家為外衣(偽裝)。董仲舒根本不是儒,尤其不是純儒!而漢武帝固然確實要抑百家,但他絕不是要尊儒!

這得話分兩頭;首先我們談董仲舒,其次再論漢武帝。

董仲舒巨著《春秋繁露˙玉杯》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換句話說,他的政治主張是「君尊臣卑」,當然民更賤。而「屈民而伸君」一語,與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已經相背離。「屈君而伸天」又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相背;概所謂「命者,天之命」。孔子不言天命,孟子貴民輕君;這在董仲舒的思想中正好相反。

然後他又大談「五行相生」(《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天變示警」(《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這根本是陰陽家之思想核心,儒家哪裡搞這些東西?他又說:「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君爲陽,臣爲陰,父爲陽,子爲陰,夫爲陽,妻爲陰˙˙˙」(《春秋繁露˙基義》);這裡,他將陰陽家與法家融而為一。

因為法家才是君尊臣卑思想的始作俑者。《韓非子˙主道》:「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看倌可以輕易看出,儒家沒這樣的思想。荀子還說「從道不從君。」(《荀子˙臣道》)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確定董仲舒以陰陽家為主體,以法家為用,而以儒家為偽裝;所以,他是「陰陽法儒」。

並且最重要的,他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政策;「抑黜百家」旨在思想管制,而「推明孔氏」在漢武帝的操作下,成為帝權獨尊的最有力工具;事實還是思想管制。簡單來說,古代中國的思想發展,到了漢武帝之時,思想管制更加嚴密;其實落入另一回合更嚴重的思想侏儒化階段,不只是「禮樂崩壞」而已。這是為何漢武帝之後,儒家經學開始「讖緯化」、「神學化」的原因。

其次我們論漢武帝怎麼「終止」禮樂崩壞的趨勢。《漢書˙卷第九十》記載說,義縱「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群盜」;義縱之姊以醫術受知王太后,王太后問她有沒有兒子或兄弟在當官的。回說:「有弟無行,不可」。王太后告訴漢武帝,漢武帝竟任命這「無行,不可」者為官。義縱調職為爲定襄(今山西定襄)太守;一就任,立即逮捕定襄牢獄中犯有重罪的罪犯二百餘人,以及私入獄中探視這些重罪犯的兄弟、朋友共二百餘人。逮捕後立即審問說「爲死罪解脫」。當天上奏並殺這四百多人。全郡不寒而慄。

而王溫舒更駭人聽聞,「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上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以上《漢書˙卷第九十》)。

看倌請注意,武帝時期的酷吏多如牛毛,《漢書˙卷第九十》所謂:「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換句話說,當時地方官吏「大抵盡效王溫舒等」,都成為酷吏;非僅義縱、王溫舒此二人!於是,我們便可以想像漢武帝任用酷吏,大肆開殺的目的何在。

杜周當廷尉,他治獄的態度大致仿效張湯,但更懂得伺候武帝的心思。凡是武帝想清除的,他就設法除去;凡是武帝想釋放的,就長期拘押暗中「了解」他的冤情。有人問杜周說:你為天下判決公平正義,卻不依循三尺法,專以皇帝的喜好斷獄,司法官就該這樣嗎?

杜周回說:三尺法哪來的?之前的皇帝所訂下來的就是律,後來的皇帝所下達的就是令;律令下達時認為正確,那就是正確;哪有什麼法不法的!

所以,我們一眼可看出漢武帝之法,哪裡看得到「導民以禮,風之以樂」?

漢武帝時任公孫弘為宰相,「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廷辯」(《漢書˙卷第五十八》);這是說公孫弘意見與漢武帝相左時,他只能唯唯諾諾,不敢直伸己見,缺乏宰相的風骨。公孫弘把丞相作小了。

固然是公孫弘把丞相作小了;但問題是「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在漢武帝期間,他把丞相們殺怕、罵怕了;以致後來公孫賀一聽受任命為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乃起云,賀不得已拜。」(以上《漢書˙卷第六十六》)人以丞相爲富貴,而此時則視丞相爲畏途。

漢武帝為何要把宰相殺怕、罵怕了?原因很簡單;在武帝之前,行政權還在宰相之手,他要奪宰相手中之權!這種自宰相手中奪權的行為,始於漢武帝嗎?

我們不妨以漢初丞相的例子作比對。一次漢文帝問左丞相陳平,國內一年審判囚犯多少?陳平說我不知道,想知道就應該去問「廷尉」。皇帝又問,全國錢糧多少?陳平還是說不知道,說,應該去問「治粟內史」。於是文帝有點不高興了,說,那麽你丞相是幹什麽的?陳平說:「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史記˙卷第五十六》)。文帝聽後覺得滿意;君相之間的互動,還是平衡的。陳平之於漢文帝,絕未唯唯諾諾如公孫弘。

申屠嘉也在漢文帝時任宰相,而鄧通作為弄臣極受漢文帝之寵。一回申屠嘉上朝奏事,鄧通就站在皇帝身邊,態度傲慢不恭。申屠嘉奏事完後,砲口立即對準鄧通,說:「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這已經是在教訓皇帝了。

隨後,申屠嘉命鄧通親至丞相府;鄧通嚇壞了,但不能不去。「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以上《漢書˙卷第五十三》)總算漢文帝隨後派人召喚鄧通,這才救他一命。申屠嘉當庭訓斥皇帝,要法辦皇帝身邊的弄臣,而皇帝也不敢過分阻擾。陳平、申屠嘉這種景況,不可能出現在漢武帝時期;他要奪權!

回頭我們再論董仲舒、漢武帝兩人,在理論上、政務實際操作上結合之後,所造成的後果;也就是前面所談的經學「讖緯化」、「神學化」。對於經學「讖緯化」、「神學化」,歷史證據昭然。

延續董仲舒大引陰陽家思想,作為他整體論述的基礎後,經學就開始在「讀尊儒術」後緩步走樣。《文心雕龍˙卷第一》說:「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圖讖之盛行固然起於兩漢交接之際,但濫觴實源自董仲舒、漢武帝之時;蓋,「好符命」、「以圖讖興」不可能突然出現,必然有一段醞釀期。這個醞釀期就始於武帝時,董仲舒藉儒學夾帶陰陽家思想進入廟堂,大談「陰陽」、「天命」、「五行相生」,這才造成圖讖之興!

《後漢書˙卷第五十七》說:「光武善讖,及顯宗(劉莊,劉秀子)、肅宗(劉炟,劉秀孫)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訞言(ㄧㄠ,訞言即邪說)。」劉秀晚年又「宣布圖讖於天下」(《後漢書˙卷第一下》);把圖讖作為定本正式公開。他用政治和法律的手段抬高讖緯的地位,進一步提高讖緯在社會與政治生活中的尊貴性。到這時,中國事實已經進入神學治國。

到劉秀的孫子東漢章帝(劉炟)時,「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後漢書˙卷第八十六》);史稱「白虎觀議奏」。所謂「石渠故事」,就是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在石渠閣詔集群儒,論述他們對經學的不同詮釋;經長期討論,最後由漢宣帝決定採取何種解釋,作為統一思想的一次會議。除經皇帝認可外,其餘詮釋不被接受。意思是說,繼漢武帝集大權、酷法、思想管制之外,漢宣帝又將思想管制之手伸入經學中的各個枝微末節。從此,皇帝成了教皇,而經師與官僚們則成為神父!

白虎觀議奏的性質正與石渠閣完全相同,只是規模更大;尤其討論所得,經漢章帝裁決之後,經班固編纂而成《白虎通德論》。《白虎通德論》對王朝的所有重要規範,都做了界定;以皇帝的角色而言,我們從今日眼光看,《白虎通德論》等於將「皇帝=帝王+天子+聖人」入憲了。也是說,兩漢在神學治國之外,皇帝將治權、神權掌握於一手後,再將道德光輝集於一身。是固然是,非也是是;善固然善,惡也是善!

從另一角度觀察,任何人膽敢挑戰帝權,等於挑戰「帝王+天子+聖人」!非固然非,是也是非;惡固然惡,善也是惡!

是非善惡之判斷,從此不存在客觀規範;唯皇帝當下之喜怒而定。所以,整個「禮樂崩壞」的過程,事實到東漢時猶持續在進行中;並且更嚴重,因為價值觀已經變了。奉承皇帝或說奉承權力,成為一切之最重。以致,《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說東漢士人「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跡違」(此段繫於永建二年,公元一二七年)。換句話說,那時的士已經完全變了個樣了,幾乎人人「名與實反,心與跡違」;專搞說一套、作一套的把戲。

因此,蘇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說:「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竝起。」這種「道喪文弊,異端竝起」的局面,到魏晉之時就轉化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公卿士庶罕通經業。」(《陳書•儒林傳序》)連朝廷大官以至於民間士人,很少有人修習儒家學說。畢竟時代是延續的,從秦之焚坑、武帝之尊抑、漢宣石渠、王莽符命、劉秀圖讖、漢章白虎,所作所為,無一不是強化嚴刑苛罰、思想管制、帝王集權的趨勢。當中其實還有許多同質性的事件,比如叔孫通之尊君大典、東漢明帝(劉秀子)當廷杖打大臣、東漢和帝時中大夫魯丕奏請所有經書詮釋,必須「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

總之,綜合來看,自春秋戰國起的「禮樂崩壞」,一直到兩漢乃至魏晉時期事實還未終止。那麼「禮樂崩壞」難道不曾終止嗎?也不是。歷經兩漢、三國、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於北宋時終於出現儒學復興,或說新儒學出現。兩宋新儒學出現,才意味著「禮樂崩壞」終止;其過程,自孔子起到宋朝建國止,漫長的一千五百年。

但問題還是沒解決。宋儒之新儒學其實只復興孔孟儒學的「心性儒學」部分,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內聖」;至於政治部分,則在君權獨尊的狀況下仍被壓抑。意思是說,「外王」的政治儒學並未被復興。

蓋孔孟儒學包括「內聖」與「外王」兩者。這兩者在春秋戰國以下以至五代十國,都陷於逐漸淪歇的不景氣狀況;而代之以儒學讖緯化、神學化,思想管制已至經書枝微末節。東漢之末又出現黨錮之禍;士大夫長期、普遍受全面性清洗、禁錮、追殺。等於將東漢之末殘存的儒學思想作總清洗,這是為何歷史中國會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玄談、清談的緣故,也是造成佛學(胡學)大盛的原因。因為思想已經自行掏空,故務虛、務來世的虛無主義、神秘主義思想,竟取代務實、務現世的儒學。這是自思想史的衍化觀察。

以上思想史的衍化,反映到政治史上,則是各個王朝陷入一種缺乏一套穩健治國理論的狀態;學術再也無法支撐起國家正常運作,以至朝政大亂。朝政大亂、動盪四起,就使得四周弱小異族有機會入主中國。否則,以中國文明之盛、人口之多、經濟之強與領土之廣,所謂五胡怎可能橫掃中原,如入無人之境?

我們回到宋朝新儒學興起議題。宋之新儒學興起素有中國的文藝復興之說,但這個文藝復興卻因為只復興「內聖」部分,「外王」部分始終闕如;所以只是個復興一半的文藝復興,也所以只是個失敗的文藝復興。正因此,宋朝國力始終是個問題。延續而下,明朝還是亡於一個小若彈丸的滿清。

這個失敗的文藝復興到明末清初時,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岀,始有「外王」之議;但清朝係異族入主中國,故文字獄橫行,「外王」的復興又胎死腹中,以迄於今。當中雖有龔自珍、魏源、郭嵩燾等等人高聲疾呼,太平天國起義以及孫文、黃興等的革命,乃至五四運動˙˙˙;但這些運動始終不曾觸動上述「禮樂崩壞」的核心問題。

這個核心問題,我們固然可以說是「外王」,也可以說是皇帝集「帝王、天子、聖人」於一身,或者,也可以說是權力缺乏制衡。但,究其形式上而言,思想管制才是重點;壓制思想使得思想侏儒化,集大權於一身,故權力巨人化。無節制的權力支配著孱弱的思想,而非思想引導權力。就統治動機言,柳宗元〈封建論〉所謂:「其情(動機),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一語足以盡之。所以,歷史中國欠歷史一次文藝復興;蓋統治者之私從未被深刻清算過。

在這種欠歷史一次文藝復興的狀況下,栗子鼠先生文中所說的「中國跟台灣的問題」,「在於沒有一位像樣的思想家」的歷史背景也就清晰可見了。因為整個「禮樂崩壞」的過程,到今日歷經2500多年,猶不見終止跡象;只在宋時才出現個半復興,台灣解嚴也不過十來年。情況如此,想出現個「像樣的思想家」,當然不容易。

蓋「If I have seen farther than others, it is because I was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中國歷兩千餘年不曾出現思想巨人,後人自然無思想巨人之肩可以站立,也因此就無法看得更遠。

今日,我們之所以多少能看得更遠,那是因為有許多「洋巨人」之肩供我們站立;至於「華巨人」或「漢巨人」,幾乎一個也沒有。「像樣的思想家」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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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伙仔,男,大學畢,文字工作者,台中縣人。簡介表示:自上班第一天起,就開始想像退休;在舞文弄墨之前,就綺夢文采飛揚。老伙仔半生痛快;一快就痛,一痛就快。本文為ETtoday.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照片為替代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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