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傷痛－－從《大江大海1949》說起

(2009/10/29 00:23)

（●作者Sudd，浙江人，曾在北京任媒體記者，現居美國新澤西州，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碩士，某國際組織紐約總部雇員。本文為NOWnews.com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Sudd

週末千里迢迢，從新澤西跑到法拉盛的世界書局去買龍應台先生的《大江大海1949》。去之前我沒有打聽那裏到底有沒有這本書，因為我確信，這個專賣港臺書的書店，雖然未必能買到很多好書，但只要是在大陸禁的書，是一定會有的。當然，幾百米之外的「新華書店」，是肯定不會有的。

如果對照《大江大海1949》中寫到的國共內戰和臺灣歷史，再看美國華人社區裏世界書局和新華書店共存、五星紅旗和青天白日旗同時升起的格局，其實是頗為值得玩味的。

《大江大海1949》一翻開，就放不下了。於是，在顛簸的地鐵車廂裏，在午飯時嘈雜的餐館裏，我都見縫插針地翻開來看。本來最頭痛的直排文字，已經不是個障礙。

《大江大海1949》寫的是大歷史，枝葉繁多。其中最讓我震動的，是講1945年日本戰敗後，國民黨七十軍到基隆接收臺灣的那幾節。

伸長了脖子、敲鑼打鼓熱切等候國軍的臺灣人，卻意外地看到了一支急行軍長途跋涉而來、衣衫襤褸、疲憊不堪、腐臭骯髒的烏合之眾，與他們期待的光榮威武之師相去甚遠。

對於當時的情形，龍應台有許多的描述，其中一段是這樣的：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臺灣青年岩裏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份，決定從東京回臺北進入臺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號』，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靠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臺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臺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憊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臺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裏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個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來看他們才是啊。』」

　　如果你知道，岩裏政男正是若干年後一個臭名昭著的台獨靈魂人物，你大概會和我一樣，看到這段文字時驚愕地合不攏嘴，只感到一陣荒謬。

是的，龍應台很快就加了一句：

「岩裏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我一直以為，臺灣人的悲情與糾結是從日據時代就開始的。讀了這幾節之後我才明白，原來臺灣人真正開始背負起身份認同混亂的十字架，是從日本投降的那一刻開始的。

在《大江大海1949》的新聞發佈會上，有大陸記者提問時說，1949年應該是兩岸人民的傷痛，這個記憶不只是臺灣的記憶，還有大陸的記憶，如果只講臺灣的傷痛，就不可以達到溫柔解決的目的。

我懷疑這個提問的大陸記者根本就沒有看過這本書，只是隨手翻了幾頁就信口開河。事實上這本書寫的不僅僅是臺灣人的傷痛，也寫到了大陸人的傷痛和香港人的傷痛。至少，龍應台並沒有刻意去區分哪些是此岸的傷痛、哪些是彼岸的傷痛，她的著眼點和立足點，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傷痛。並且，她也絲毫沒有要溫柔解決任何問題的企圖；她只是懷著一點知識份子孩子氣的理想主義，希望給那段隱忍的歷史梳理出一點脈絡而已。當然，在臺灣成長生活的她，從她的臺灣視角出發，偏重敍述她的臺灣經驗，因而產生偏頗，這是有的，但這也是不可避免、難以苛責的。

拋開這些不講，臺灣人的傷痛，和大陸人的傷痛，其實真的是不一樣的。

大陸人的傷痛，是國之不國的屈辱，是妻離子散的悲痛，是食不果腹的煎熬，是兵荒馬亂的蒼涼。但請容許我說，這些傷痛，是直接的、乾脆的、單向度的。只要韃虜驅除、家庭團聚、吃飽喝足，屈辱、悲痛、煎熬都可以過去並且逐漸淡忘。傷口，是可以慢慢癒合的。

但臺灣人所承受的傷痛，真的是一道無解的難題，是終其一生要永遠背負無法放下的原罪，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將要到哪里去，只能孤單地懸在太平洋的一角，做亞細亞的孤兒。

而這種傷痛，也許正是從1945年開始發作的。

我想，日據時代的臺灣人，所承受的傷痛也許要簡單得多，也和「祖國同胞」一樣，是被殖民的屈辱。而他們的下一輩，在日據時代中出生的那一代人，睜開眼睛看到這個世界的第一樣東西就是日本國旗，逐漸成長後說的是日語、唱的是日本歌——他們中的大多數，也許連屈辱的感覺都不曾有。

就算是日本戰敗，臺灣人惶惑中不知自己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那也只是短暫的混亂。如果此後的歷史發展平穩，也許很快就可以被撫平。但是，真正的糾結，卻恰恰是從這裏開始的——懷著「歷史的感激」和澎湃的民族情懷的臺灣人，與一個倉皇而來、自顧不暇的「祖國」的相遇。

龍應台是這樣寫的：

「來台接收的國軍和期待王師的臺灣群眾，痛在完全不一樣的點，歷史進程讓他們突然面對面，仿佛外星人的首度對撞。這種不理解，像瘀傷，很快就惡化為膿。短短十四個月以後，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臺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你要說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終於可以悲劇上演。」

龍應台所寫的臺灣全島動亂，正是讓臺灣人到今日仍難以釋懷的二二八事件。很多人認為臺灣時至今日仍未正式獨立、維持著名義上的中華民族香火，應該歸功於固守臺灣、懷抱反攻大陸理想的蔣介石。在我看來，正是國民黨當初錯誤的治台政策和威權統治，一點點培養著臺灣人的叛逆意識，並且最終發展成無法阻遏的離心力。臺灣人對國民黨的厭惡，慢慢地被放大成對整個中國的抗拒——而這種厭惡和抗拒，在日後獨立意識覺醒的催發和相互作用之下，在政治操弄刻意的煽風點火之下，更是成為藍營無法擺脫的原罪。

歷史，何其荒謬。

更不用說，國民黨灌輸的關於大陸如何水深火熱民生疾苦的教育，又逐漸加深了臺灣人對於「中國」的恐懼。

後來，國民黨自我調整，臺灣逐漸實現經濟起飛。然後，民主改革，政黨輪替。臺灣，進入了一個新的格局，就仿佛一葉小舟，一點點地在玫瑰色的夢裏飄遠，飄到沒有認同困擾的彼岸。

但是歷史突然來了一個戲劇性的轉彎，臺灣這艘小船，一個轉舵過來，遇上的是中國大國崛起的大時代。船上的人驟然發現，自己的船原來一直沒有飄遠，只是在一個巨大的漩渦裏迴旋了幾十年。不但沒有飄遠，反而，對岸的巨大身影，卻一點一點籠罩過來，並且，仿佛永遠無法擺脫。當年的軍事震懾，因為不真切，所以不可怕，並且可以以憑藉經濟富裕而建立起來的巨大心理優勢來化解。但今日，對岸的巨大與榮景，和此岸的狹小與凋敝，兩相對比所帶來的尷尬，又如何化解？

在美國，我遇到許許多多的臺灣人，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已經移民美國十幾年的臺灣母親。她還在上高中的兒子出生在美國，從小在美國長大，但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並且成績優異，去年拿了有「小諾貝爾獎」之稱的西屋科學獎。我問她，對兒子今後的人生有什麼規劃？她說，希望他回國去。我下意識地追問一句，去哪里呢？她說，讓他去上海吧。

她口中不假思索的祖國，就是大陸。對我來說，這句話令人感動。但是對臺灣人來說，你能說這裏面就沒有一絲尷尬？

我也遇到一直堅持自己不是中國人的臺灣人，在把酒言談相談甚歡的時候放鬆了警惕，很豪爽地說，「老外怎麼可能比得過我們中國人」。

這，又豈不是一種尷尬？

要說傷痛，香港人也有。但香港人冷漠，所以堅韌，所以可以不那麼痛。臺灣人也堅韌，但臺灣人的堅韌是柔軟的承受，卻無法做到冷漠地忘記。

而且，香港人的傷痛，在1997年就結束了——1945年的臺灣人所承受的兩個文化的衝突，到了1997年的香港，幾乎是不存在的。

但臺灣人的傷痛，卻還在延續。

我在想，1945年站在高雄港看著此後在臺灣人的集體記憶中被定格為「叫化子軍」的七十軍而無地自容深以為華人而恥的臺灣人，如果看到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的盛大煙火，心裏會在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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