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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專訪林昶佐/玩樂團不避諱政治 他從小幫爸爸買禁書

2011年閃靈推出專輯《高砂軍》,高砂義勇軍以皇軍身分出征南洋,太平洋戰爭末期台灣軍伕戰死異鄉,屍首成為「一億玉碎」中的一點星子。《高砂軍》帶有一種壯烈的美,唱得是台灣人於二戰時的離散與身不由己,林昶佐笑說,「之前一直有認為我們支持日本軍國主義……。」 這不是閃靈第一次沾染政治爭議。2009年,閃靈在MV〈鬼縛〉中砍蔣介石的頭又燒國民黨黨旗。談起往事,林昶佐說,專輯背景設定為228事件但初衷很簡單,主題是一場從地獄到陽間的征戰,東亞人眼中地獄與輪迴觀,但歌詞談獨裁者大屠殺,當年導演思考畫面如何取材,以至於不少MV都脫離了故事原意。 「我跟小黑負責寫歌,我們不聊政治,聊歌背後的背景跟故事,聊我們喜歡的重金屬長什麼樣子。這故事是不是超屌,寫成重金屬一定有很大的衝擊力。」砍了哪個政治人物的頭,想深入了解內涵的人其實很少,重金屬聽眾只是想要情緒上的衝擊與美感,他打個比方,「讓老外知道原來台灣的地獄可以這麼酷。」 林昶佐說得直白,「我們在寫歌的時候沒有想造成政治效果,但我們又是不迴避政治的樂團,我們不會說政治歸政治音樂歸音樂。」但專輯背景設定為228事件,即便打個擦邊球也會激起火光。 這幾年演藝圈對音樂作品都有種純潔的想像,政治涉及複雜的族群意識,誰都不想攪這淌混水。「音樂歸音樂,政治歸政治」這句話像一把利劍,戳到了誰,誰就像破壞一團和氣的禍首。然而若真的音樂與政治涇渭分明,就不會有批評小布希的RATM,也不會有支持英國工黨的Oasis。 「政治是所有人的事,怎麼會說音樂人不能關心政治。如果政治圈以外都不該管政治,那搞政治的人應該被誰監督,但反過來,我們應該規範政治不該干涉每一種創作。」過去,台灣限制出版品內容,偷渡左派思想、男女豔情、歌詞內容太厭世都可能遭查禁。當代不再限制出版品內容,但談到政治事件、國族問題,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個小警總,對創作內容指指點點。 觸碰爭議、揶揄歷史人物,林昶佐不以為然,「這是言論自由啊。」 如果要說公民意識如何煉成,林昶佐說,自己很早就沒辦法接受學校威權與專斷,「我沒辦法接受學校怎做我就答應,憑什麼這樣搞我啊。」 中學沒去打架鬧事,但林昶佐的思維在那個年代也算讓人頭痛,他就像「問題」少年,專門舉手問不討喜的問題。老師講中華民國憲法,形容國家疆域像一片秋海棠,他偏舉手告訴老師像一顆蕃薯。 那個年代講求忠黨愛國、必讀三民主義,作業簿背後還有蔣公遺訓督促學生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課本盡是大中國意識,林昶佐說那個年代還談不上台灣意識,但課本邏輯前後矛盾,實在很「北七」(白痴)。 「我很小就發現,政治不外乎就是大家的事,有小的政治到大的政治,可以完全不管他,但有一種方式就是去改變跟挑戰他。」 當慣了問題少年他得出結論,挑戰體制往往沒什麼用,但就是有一口氣咽不下去、想表達意見。但話說多了往往被認為不受教,他笑說那時候在學校把自己搞到很難混,老師跟家長告狀,評語往往都意指他「很難教」。 自幼就很衝,林昶佐說家裡不算真的有環境,偶爾看父親下班後罵政治,「只是當年罵一下政治、酸一下蔣經國,我阿嬤就從廚房衝出來:『麥擱共啊,明天給人抓去哪都不知道。』」 戒嚴時候台灣設有管制刊物內容的出版法,刑法仍懲處思想叛亂。林昶佐說,國小時父親常派他去書店買李敖、鄭南榕等人的禁書,「那時候買了也看不懂,但我知道我們的言論受到箝制。」 跑腿變成書店常客,老闆特別為他開放書店內的「特別空間」,塞了幾本禁書到袋子裡就要他趕快回家。那時候警察抄禁書攤、買書跟賣書的都要跑給警察追,年輕人腳程快比較不容易被抓,「大概是這樣我爸才要我去買吧。」

專訪林昶佐/ 15歲立志當重金屬歌手 國會裡的狂躁之聲

林昶佐從國中時開始接觸重金屬。八零年代晚期,民主運動逐漸開花結果,國會全面改選、出版法廢止,報禁廢止後百家爭鳴,那是一個求新求變的年代,非主流的立場與觀點不再被視為洪水猛獸。 林昶佐形容,青春期的年紀難免有很多憤怒,加上對社會體制的不滿,情緒來源變成日後玩音樂的沃土,他笑說:「以前國高中聽重金屬,在學校不順回家就把音樂開到最大聲,自己一個人在房間甩頭,我爸打開門看到我在裡面甩頭,他大概覺得我瘋了。」 最早的閃靈唱黑金屬(Black Metal),樂團草創時模仿北歐黑團,唱些反宗教的歌曲,但久而久之發現這樣做下去不是辦法,不可能將北歐文化跟宗教情結移花接木到台灣。 「在台灣寫這種沒意義,北歐人反基督彰顯自己的傳統文化跟神話,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土壤。我們沒有,難道要唱反佛祖嗎?一定很奇怪。」他反問自己,「北歐有強大的情緒背景支撐他們創造這樣的音樂,那我在台灣有怎麼樣的情緒?」 不同國家有自己的難題,也有自己的故事跟歷史可以訴說,閃靈第一張專輯《祖靈之流》講先人渡海與原住民神話,《永劫回歸》談鄉野奇譚中的「厲鬼」,過去台灣人常被騙,只好變成厲鬼尋找心中的正義,「在我們所知的台灣文化中有怎樣的感受、能做怎樣的感應,而透過這樣的情緒你能寫歌。」 曾有樂評人評論閃靈,如果不要用極端唱腔、走入冷僻的重金屬路線,中規中距唱台語搖滾,搞不好現在是台語圈的一方霸主。林昶佐則說,外界認為的極端與極限,在他眼中只是從小到大興趣的實踐,「雖然我做的一些選擇似乎有點極限,但大家捫心自問啊,小時候是不是都給自己設定過一些難搞的事。譬如想當太空人,在台灣到底怎麼當太空人啊?」 15歲那年,林昶佐在作文簿上寫下要成為世界級的重金屬樂手,他為此寫了一份企劃書,按部就班規劃他的世界巡迴之旅,「我想去全世界巡迴,我的唱片要賣到全世界。」老師給他的評語是「不切實際。」他把身體往前傾,「但我那時候覺得很實際啊。」 那個年代台灣被困在戒嚴迷霧中,愛國心爆棚,樂團出國表演多去勞軍、勞僑,純商演的樂團少之又少,老師的回覆也算預料之中,「當時台灣沒有一個樂團可以這樣,我也覺得那時候同學的答案很不切實際,但寫當太空人、當總統一定都比我高分。」 他隨即表示,「但現在開同學會,好像也只有我做到了當年作文簿上寫的事情。」帶有一點欣慰跟驕傲,外人說的極限,只是源於小時候的夢。 台灣是重金屬沙漠,當年剛起步樂迷只有兩三隻小貓,曾經只表演給台下五個人看,跟開萬人演唱會相比,地下樂團人數能到達兩百算是難能可貴。過去要支撐樂團,他曾到處打工、辦卡養活自己,甚至曾經在朋友的引薦下做人體藥物實驗。 要點燃夢想終歸必須燒錢,重金屬樂團不像偶像團體能接代言活動,這幾年閃靈上的節目屈指可數,幾年前上豬哥亮節目,也只因為太喜歡豬哥亮,想跟偶像合作一次。 非主流樂團能餬口已是萬幸,早就做好了不把音樂當經濟來源的心裡準備,家裡是否曾經關切他的選擇?「別人小孩在當醫生當教授,我的小孩在做音樂,家裡很難講我到底有什麼成就。」家裡說不上支持,直到03年拿下金曲獎,才對家裡有所交代。 他模仿媽媽的語氣:「哎呀,我們家昶佐現在是做音樂的啦。」 問他是否有過放棄的念頭,他還是說「從來沒有」回得斬釘截鐵,「這種風格跟創作方式,已經是我身體組成很重要的一部分,要我放棄,等於把一條手臂割給別人。」 有些政治人物喜歡在網路上開砲、有些上電視當名嘴,人的思緒總得有個出口,林昶佐寫成歌,唱得還是自己的啟發和情緒,「不寫我會爆炸啊。」這條非典型的政治人物道路說穿了也是殊途同歸,政治人物寫書是文以載道,他只是用吼的方式。 音樂產業中美日還是最大的文化輸出國,但多年來林昶佐的櫃子裡,最多的還是來自北歐的唱片,「沒道理我在台灣買得到挪威的唱片,挪威人聽不到我唱歌。」 之前印度跟馬爾地夫寄來邀請,表演費很少但還是想去走一遭。也許是閱聽眾太少、歌迷見到偶像的機會不多,義無反顧為歌迷唱歌,算是重金屬歌手都有的基因。 「有個地方給的表演費很少但在那邊有我們的歌迷,我們只好從其他地方的表演費挪用一些,那這樣子不就沒什麼收入了嗎?對,就是這個樣子。」 舞台上畫著屍妝的人叫Freddy,下了舞台是素顏的立委林昶佐,當樂團主唱經濟開銷是一大問題,他說現在有了家庭又有政治身分,樂團變得低度運作,今年十月要發新專輯已經不太可能用過去的方式巡迴,頂多就是在休假時跑單一行程。 他想了想:「我們面對的困難已經不太一樣了,但我猜他們還算體諒我吧。」像是給樂迷與團員的喊話。

社子島系列之採訪筆記/即將消逝的都市桃花源?

內政部六月底通過社子島開發案,許多網路聲量稱讚台北市長柯文哲有魄力,但卻有一派居民痛批柯文哲此舉是「滅村」,社子島到底在吵什麼?開發不好嗎?種種疑慮,讓人對這個沉積數十年的案子產生了興趣,決定進行專題報導之前,記者先行走訪了這個「城市鄉村」。 出發之前,從媒體上看到社子島給人的印象就是破敗、落後、違章建築充斥,這在首都台北市,似乎被視為不可饒恕的罪過,好像要繁華、進步、高樓大廈才配得上首都的發展,這塊土地若不開發就是「浪費」。 到底浪費了什麼呢?實際踏進這塊土地或許能找到一些線索吧!延平北路七、八、九段都是社子島的範圍,當公車一轉入七段,景色隨之變化,由於限建(限建的原因請看這)將近半世紀,低矮平房加上許多鐵皮工廠,以及在台北市區絕對看不到的傳統建築三合院,或許在現代城市發展的脈絡中,這就是「落後」吧!

社子島系列之十/台北最大的土地手術怎麼開?

禁建半世紀,如今台北市長柯文哲要對社子島動「外科手術」,這可能是台北市最大的「土地開發手術」,關乎1萬多名居民的生活空間,現在進程到哪了呢?未來還有什麼規畫呢? 目前社子島的開發主要分為四大計畫,第一就是6月26日於內政部有條件通過的都市計畫,已進入細項討論的範疇。內政部的條件包含盡量保留聚落、人文的紋理關係、社子島現住戶安置計畫要逐戶列管、區段徵收計畫審議前要舉辦聽證。台北市地政局土地開發科科長李芳怡表示,由於細項計畫牽涉廣泛,目前還在各部會研議中,希望在年底前能有個結論。 第二部分則是防洪計畫,李芳怡表示,防洪計畫市府內部早已完成討論,10月經濟部水資源會議若是審議通過,將可送請行政院審查,邁向下一階段審查。 此次的防洪計畫基本上與民國99年的「臺北地區(社子島地區及五股地區)防洪計畫」沒有重大差異,唯一只有社子島的填土量從過去的全區填土變成部分地區填土,填土量也從過去的2,000萬立方公尺減少到了500萬立方公尺。 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已在9月中旬送到環保局,目前尚未確定開會時間,李芳怡表示,北市府當然希望時程能越快通過越好,但仍要顧及專業意見,不會貿然決定。 對於外界關注的區段徵收與戶戶安置問題,李芳怡說,在年底前將會舉辦預備聽證,詢問當地居民的意見,之後再做細部的調整,再朝向正式聽證邁進。她解釋,目前主要的安置方法有承購、承租、協力造屋與優先選配等方式。 在承購部分,由於市政府收購居民房屋一坪最高僅能拿到5萬元的補償金,而未來專案住宅一坪要價20萬元,讓許多居民認為價差太大,根本買不起。李芳怡也澄清,未來的一坪20萬元,還包含建物所平分的土地,她舉士林北投科學園區的案子為例,承購的居民每戶能分到45平方公尺的土地,5萬元的補償金僅包含居民的房屋,比較的基準不同。 一家多戶怎麼解? 不同於一般住宅區,當地因為長年禁建,缺乏都市計畫,許多家戶都是後來自建加蓋,也就造成一門牌多戶,或是多戶共用一套衛浴廚房等情事,而北市府的認購標準是以一套生活所需的配備而認定為一戶,也就是必須擁有獨立的衛浴與廚房,許多居民因此擔心會失去認購的條件。 李芳怡說明,若有一門牌多戶的問題,其實是能增加配售的戶數,若是家戶的拆除面積達到66平方公尺就能再增加一個配售單位。若是以家戶的運作機能計算,就是要有一套獨立的衛浴、廚房等生活必備的家戶單位,才能增加配售額度。 如果真的買不起或是沒有購屋資格呢?難道就要強迫居民搬走嗎?李芳怡表示,北市府還是希望能讓居民原地安置,承購不行還有承租的方案能解決,以市價的3~6成租金出租,只要有居住事實的民眾都能承租,大約8,000元左右就能租到全新的房子。 由於目前北市府規畫承租時間為12年,引發許多居民不滿,畢竟過去安身立命的家,在開發後居然只能再住12年。對此李芳怡說,由於租期長短爭議太大,未來進入預備聽證的階段時,聽取各方意見後,會再進行調整與規畫。

社子島系列之九/開發忽略的其他價值

都市發展、開發建設,常常與生態保育形成強大衝突,但我們的城市真的只需要鋼筋水泥建構出的空間嗎? 依河而居的社子島,過去由於河水氾濫,常有水患問題,在防洪計劃下,築起了6公尺高的堤防,近年來水患問題已逐漸趨緩,但社子島仍是台北地區重要的洪氾區,除了宣洩大台北的水之外,社子島過去曾是大台北地區的主要農業供應區,有近3分之1的蔬果產量都來自社子島,到了現在,當地仍有許多居民從事農耕。 由於禁限建將近半世紀,無法有太多建築物,社子島當地因此保留了許多自然景觀,農田綠樹,很難想像這是位於台北市境內,這樣的綠色景觀,也讓台北市這個大都會區,多了一點喘息的空間。 綠色基盤是什麼? 「社子島開發忽略太多其他價值。」都市計畫學者楊重信認為,台北市政府目前對社子島的計畫,多注重在「貨幣價值」,也就是開發後能賺多少錢,得到多少實質金錢的利益,卻忽略了其他的價值。 「綠色基盤是台北缺少的價值。」楊重信分析,廣義的綠色基盤,凡是有綠地、植物的區域都稱之為綠色基盤,像是公園、森林、綠地,或是高爾夫球場都算,這樣的「綠色基盤」能夠帶給城市許多益處,像是調節氣溫,舒緩城市特有的「熱島效應」、提供農產、淨化水與空氣等等,調節許多人類必須面臨的環境問題。

「台南是個活的博物館」 專訪唐獎漢學獎得主斯波義信

從明治到平成,夏目漱石與森鷗外的足跡圍繞著東京大學開展,不遠處的東洋文庫是世界五大東洋學研究圖書館之一,文京區作為東京都人文薈萃核心,東洋文庫和東大則並列為老東京的文藝魂。 第三屆唐獎漢學獎得主斯波義信是東洋文庫現任理事長,要掌管一百萬冊藏書,七件重要文化財、五件日本國寶,身為東洋文庫理事長,2014年明仁天皇夫婦蒞臨東洋文庫,歲數比天皇高壽,斯波義信仍親自擔當解說員。 年過八十,思考絲毫不鬆懈,斯波義信的助理表示,斯波義信是很典型的老日本學者,學者面對媒體提問像打乒乓球,彼此一來一往、爽快直接,但斯波義信則是把那顆球接下來,拿在手上仔細思考、好好端詳。 斯波義信與台灣算是淵源深厚,數十年前抵台,他曾深入民間研究台南「境」與「角頭」文化,「境」的由來草根味十足,非由官方劃分的行政單位,而是根基於地方廟宇,將共同信仰視為中心建立起的社會組織。清領時期台灣離中央行政體系非常遙遠,民眾靠信仰集結、自發組成管理組織,而現在人講「合境平安」、「遶境」卻已不知其內涵。 「境」的背後則牽涉到百年前人口流動,斯波義信表示,隨著人才輸出、人口流動,十六世紀華人赴南洋經商,十八世紀的美國則輸入華工開闢美西鐵路,至今演變成龐大的海外華僑體系。而近百年華人遷徙最顯著的例子便是移居至台灣,台灣是典型的移民據點、遷移的原型,至今台南仍保存典型的移民痕跡。 斯波義信提到,台南其實保存了「境」與「角頭」文化,在中國可能找得到相關文化,但範圍太廣,就算找到也難以推斷時序,不知從何開始也不知何時結束,在研究上稍嫌困難,但台灣從鄭成功到台灣府時期時序明確,至今仍有完整古蹟,對研究者來說甚是難得,台南廟宇林立、是個小而美的城市,斯波義信誇獎「台南至今仍然是一個活的博物館。」 聊起這位日本學者,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黃進興特別提到,斯波義信的研究具有「西方之長」,這項特長便是在於西方社會科學中的精神,凡事實事求是、眼見為憑,「一般歷史學者只做文獻研讀,能走出去做田野調查對研究非常重要,也很難得。」 斯波義信以人類學與民俗學作為研究方式,這種方法在50年代的西方非常活躍,但當年中國對外封鎖,歐美學者被拒於門外,想研究華人文化只能選擇香港與台灣。而現有文獻資料中多為中央行政紀錄,非中央的紀錄如民俗誌、地方誌等紀錄則非常少,「因為沒有相關資料,所以我必需出去看看。」 「我是一個到處去走的學者。」斯波義信說,當年他在台灣南部遇到一位法國社會學家,一個法國人跑到台灣研究道教,為了深入研究,他親自下去宮廟裡做道士,「我覺得這是一個憧憬跟嚮往,做研究不是坐在研究室裡,應該是一種體驗型的研究。在資料跟體驗中取得結論,這是我嚮往的方式。」 「從已經修好的歷史去看,你還是無法理解民間的真相。」然而年紀越來越長,肢體反應跟不上心裡意念,但他還是拿起筆,顫顫巍巍在紙上寫下「胡適」、「白話文」,「胡適提倡白話,跟我們這些歷史學者做民間、民俗研究其實有點相似。」他說,胡適提倡白話文運動,是擺脫文化菁英的劃分,這跟社會研究者要從官方行政史過渡到民俗、民間其實頗為類似,離開官方到民間,才能概括社會。 而和漢字周旋了十幾年,一位日本人究竟如何將古典文學與漢字讀得通透?日本對漢文的尊重能上推至九世紀平安時代,平安京被劃分為左京(洛陽)與右京(長安),沿襲了唐代三省六部制與建築、人文美學,成就了想於當代理解唐朝必需赴日本。 平安時代為了研讀佛經,除了將漢字拆解為平假名與片假名,也一併打造了一套「訓讀」系統,標明一字詞性以及發音,「這是解開古典漢籍的鑰匙,把公式運用到漢文上日本可以讀破所有古典文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能看漢字,能毫無阻礙弄懂中國文獻,也是為何我們能在漢學中出入自由直到今天。」 他隨即又拿起筆在紙上畫方格,在方格邊緣處一一打上記號,一套訓讀講了十幾分鐘,不在意記者是否聽得一頭霧水,他只說現在年輕人不理解,又覺得自己有責任在身,必需介紹給各位。 他說,古典中國的遺產終歸非常美好,現在日本高中生參加大學考試要應考七項科目,其中一門便是漢文。日本當今的教育體系中,漢文仍和古典日文、近代文學並列,日本高中生於漢文課讀史記、論語,漢文始終是必修課,談到教育他隨即放下紙筆,「但台灣現在在吵不要讀漢文,我真是覺得有點生氣,在日本,可是大學考試都需要考漢文。」 斯波義信的學術歷程離不開東京大學,但從東大退休,卻還是選擇走進東洋文庫,於2001年接下東洋文庫理事長,「東洋文庫保存很多重要典籍,我認為這些書不該只是被關在一個房間裡不被一般百姓知道,如果有任何機會可以讓人接觸,我有使命帶領他們進入這個領域。」這是接任理事長時立下的使命。 黃進興提到,斯波義信很有幽默感與使命感,只是年紀高壽但身體還算硬朗。斯波義信則表示,只要還能擔任導覽都會親力而為,他住在東京都外圍的埼玉縣,平日在後院種菜、自耕自食。他跟東京上班族一同搭車通勤,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東京都周邊電車停擺,他為此走了幾小時的路程回家。 近年來圖書館電子化,他說近期想做一套「類書」電子辭典,過去中國的類書一直被重刻、複印,沒道理不能電子化。他召集年輕學者,先從電子檢索系統做起。 黃進興表示,斯波義信成名得早,三十歲那年發表論文便一舉成名,名聲隨即紅到歐美,早些年日本學者比較閉塞,但斯波義信的人與名聲不拘泥於國內,他曾到歐美講學,跟他的研究態度一樣都是行於足下。人生到了耄耋之年,他沒有被社會所遺忘,接觸最新的技術、做電子辭典研發,他像是保存明治維新以來得力於陽明學的精神-知行合一。 也許是大江南北走慣了,談起出門一事,斯波義信說,他這幾天將出發至阿里山,也是本次來台提出的唯一個人行程,原因竟然是想去阿里山看樹。 那年,斯波義信的祖父是森林研究者,特別至阿里山做樹木探勘,「祖父回來跟我分享,阿里山有很多樹種在日本看不到、很值得一去,我一直記得這句話,有時間的話,我還是想去阿里山看看。」 ※【 NOWnews 今日新聞 】提醒您 吸菸會導致肺癌、心臟血管疾病,未滿18歲不得吸菸!※

社子島系列之八/區段徵收的悲劇

位於延平北路七段之後的社子島區域,過去因面臨嚴重水患問題,從1970年就開始禁限建,6月底,內政部有條件通過社子島開發案,社子島將面臨「全區區段徵收」。區段徵收是台灣進行土地開發或都市計畫的常見手段,但區段徵收之後的發展,居民的生活真的會變好嗎? 土地徵收主要有「區段徵收」與「一般徵收」,兩者的不同處在於居民在一般徵收後,只能領回「補償金」,因此常常受到反彈,而「區段徵收」則是居民可選擇領回徵收區域的「部分低價地」,或者選擇補償金。但由於「土地徵收」是相對強硬的手法,不須人民同意,就能取得人民的土地,因此被視為最後手段。 「區段徵收已經是過去威權時期的手段。」土地正義行動聯盟理事長陳致曉痛心的說道,許多政府的「御用學者」強調區段徵收是學習德國的制度,但此制度是存在於威權統治的德國帝國時期,放在民主社會的台灣,十分可笑,且全世界只剩下台灣在實施。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副教授廖桂賢也提到,目前民主國家幾乎沒有土地徵收這回事,都是政府與居民談條件,用十分優渥的條件跟居民買地。 目前北市府的規畫中,社子島開發後,計畫人口可容納3萬2,000人,但根據都市計畫學者楊重信就個人分配的樓地板面積的重新估算後,預計將能容納7萬5,000到8萬人不等,儼然成為一個小型都會區,當地居民也指出,市政府規畫的三期住宅中,第一期相當於「別墅區」,這麼多的容納人數與高級住宅,究竟是要給誰居住的呢? 「根本是拿納稅人的錢去圖利。」陳致曉說,政府進行區段徵收,將人民的土地收歸國有,除了強奪人民的土地外,加上蓋房子、開發的錢都從大眾的稅收而來,用人民的土地與稅來圖利建商,這樣合理嗎?他認為,目前社子島的問題,應該是要原地解除禁建,而不是需要區段徵收。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徐世榮指出,過去許多區段徵收的例子,政府用許多都市計畫的手段,讓人民無法居住在原先的土地上,像是都市計畫中的「最小建築基地」,就是計畫中的建築物一定要達到一定的面積,政府把面積設定得越大,民眾就越難以負荷,最後好的地段的房屋都流向建商、財團的手中,就像是林口A7,當初有住戶想買回原先居住地區的房屋,但起標價居然高達7億元,根本不可能負荷。

影/天份不值錢 專訪唐獎漢學獎得主宇文所安(下)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持「中華人文經典文庫」,當年他一人翻譯了千首杜甫詩被學界譽為不可能的任務。他說,喜歡的詩人很多,但就是特別鍾情於杜甫,為何翻譯杜詩,部分原因是在於想改變外界對杜甫詩的面目。 外界看杜甫,多覺得他眉頭深鎖、成天憂國憂民,是個非常「儒家」的詩人,「很多杜甫全集只收集他的一個面向,但有另外的杜甫,譬如有喜歡吃飯的杜甫。」 過去寫詩是文人活動,杜甫卻曾幫自己的僕人寫詩,他在詩中提到酸菜、豆瓣醬,也曾寫到烏骨雞,杜甫其實是個會開玩笑、非常立體的詩人。 「現在沒什麼人想學中國古典文學,覺得無趣,還是有很有意思的中國文學,但有些當權者只想要儒家觀念。」課本寫的全是儒家思想,但中國文學不會只有儒家。 教育像是濾鏡,濾鏡底下只有扁平化的詩人,傳統教育告訴學生應該用什麼方式看待詩人,「但我沒有受過這樣的教育,也許可以看到得更多。」是一種旁觀者清的姿態。 也許是看得太遠、太深,中研院院士王德威和宇文所安在哈佛大學同事多年,他形容宇文所安有種敏銳的感悟、一種靈犀,「明知道有時代跟東西文化的隔閡但他就是能夠跨越,我也說不上來,但我同樣做文學也只能佩服。」王德威表示,文學需要審美向度,宇文所安正是一位有詩人氣質的學者,用西方式的感性角度討論中國文學,加上見人所未見,也是一種難得的天賦。 要論天賦,宇文所安不曾缺乏,二十來歲當上耶魯大學教授,在當代足夠讓人稱羨,外界稱他是人文學科裡難得的天才,他說父親曾經告誡他:「天份很廉價(cheap)。」 「有天份的人很多,所以天份並不值錢。但那些有天賦並且努力讓它展現的人其實很少,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而非擁有多少天份。」 比起學術天才這種美譽,宇文所安認為自己是工匠,「米開朗基羅在雕刻時看著一塊石頭,想著裡面有什麼、我該如何讓它展現,這和我看待詩與散文很像,我想解析出裡頭到底要告訴我什麼寓意。」 他又自比像考古學家,散落一地的古代遺緒受到塗抹與污損,只是看不出原貌的斷片,也像乘載過多解釋的文學作品,但只要慢慢地擦拭、拼湊,總會散發出屬於那個時代的光輝。 若要問漢學真為人生帶來了什麼,宇文所安表示,很多人認為他是西方學者、受西方價值影響,但人看待世界的觀點取決於讀了什麼、身處在何種環境,「我不能說我是個西方學者,也不確定是不是東方學者。因此,我們總是在改變,我們不是被困在某個思維裡。我們能獲得的,就是用不一樣的價值觀去看待這個世界。」 話說,宇文所安今年四月於哈佛大學退休,百位東西方學者匯集於一堂,祝賀這位學者的人生歷程邁入下個階段。這是他退休後首次訪台,最近他跟助理一同逛書店,說三十年前台灣保存了中國傳統文化,這幾年卻發現書店架上關於中國文學的書籍似乎變少了。而他對台北的概念仍是那幾間大學,台大與台師大,出了學術圈,問他是否自己搭車出去玩,他顯得有些茫然。 王德威笑說,宇文所安今年退休但其實無時無刻都在做研究、是將生活跟學術結合,但說到底,他又不是那種閉塞、高不可攀的學究,校園裡的宇文所安時常抽著菸斗,幽默又平易近人,採訪拍照時他則主動拉開貴賓室的窗簾,想坐進葫蘆型的窗櫺裡。 這麼多年怎麼於生活中找尋靈感,他笑著說,「這是一個需要靈感才能回答的問題,我不知道,你沒辦法控制,他自己會來找你。」當年翻譯杜甫詩也需要靈感,靈光乍現就當作是上帝的餽贈,若要說有什麼找尋靈感的儀式,他說靈感的夥伴是煙斗,但近期他把煙斗給戒了、靈感斷了來源,「我現在很想念我的煙斗。」 他是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美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現在又多了個唐獎得主頭銜,寫散文、做翻譯與研究,幽默與認真並存,問他想以什麼身份被後人記住,他反問,「這是不是跟王維一樣只能被記住一件事呢?」 他嘆了口氣,說最早以前其實想當詩人,後來發現自己寫的詩不怎樣,改寫散文大家卻覺得不錯,摯愛是文學創作但也喜歡教書,「也許人不會只有一個面向吧。」他用自己的研究角度看待人生,想像那些和他在案頭前相處了大半輩子的文學家,以更多變的樣貌讓後人認識。

當傳統不再是永恆 專訪唐獎漢學獎得主宇文所安(上)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對著鏡頭,大家都想聽他讀唐詩,好奇一位外籍學者怎麼讀出中文詩的韻律。他讀李後主虞美人,「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讀來全不費勁,倒有一種行雲流水的奧妙。 「那時聽他讀詩我心裡就爆出一串笑聲,這不是負面批評,是他又把我帶回若干年前的課堂上。」中研院文哲研究所所長胡曉真形容,宇文所安勞心勞力只為了在研究中尋找樂趣,「如果不覺得好玩又怎能做下去?我誠實地說,他在課堂上永遠都是have fun,他會講出很新穎的角度,我們像被唬得一愣一愣。」 宇文所安的確像個頑童,前幾天的記者會上,面對記者三番兩次提問如何在翻譯詩中保存原文音節與原意,他說要不失味只有一個祕訣-不翻譯。不翻譯就不會有後續煩惱,翻譯必有遺落但總比原地踏步好。宇文所安的回答自有黠慧,身為譯者,他只是欣然接受了翻譯必然帶來的缺憾。 面對外界老愛追著他問翻譯,大家想看到一個孜孜不倦、對翻譯中國古典文學有燒不完熱情的宇文所安,他卻說自己花了七、八年翻譯近1400首杜甫詩已經不想再碰翻譯,「我已經受夠啦!」乍聽之下不免有點言重,讓人懷疑這位深耕翻譯的老學者莫非真的厭惡起翻譯了? 宇文所安之於中國古典詩翻譯像是平地一聲響雷,但談起翻譯成就他還是露出苦笑,「我真的是做得太多了,現在只想專注於寫作。我以前翻譯杜甫詩覺得特別有意思,五年以後還算有意思,再往上加三年,已經覺得完全沒意思了,我只想著快點結束。」和喜歡的作者纏鬥八年,甜蜜終究和著苦澀。 翻譯終歸是一把最易取得的鑰匙,宇文所安十四歲那年接觸到中文詩也是得力於翻譯,「我高中時候讀拉丁語、希臘語,那時候沒人會想到去讀中國古典文籍。」 「我母親是醫生,父親是物理學家,但他們喜歡人文。」宇文所安回憶,1960年代他正要上大學,父母問他究竟喜歡讀什麼,他們會放手讓他去嘗試。當年美國大學生首選第一外語是西班牙語,那時後中國正在文革,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少之又少,中文實在談不上熱門,選了一條過於冷僻的路,宇文所安說,「我大學畢業時,我爸問我媽,你願意一輩子支持他嗎?」 那年頭沒有中文熱,讀中文形同前景黯淡,但身為過來人,宇文所安氣定神閒,「如果能把一件事情做好,你總會有出路。」他打個比方,選自己所愛便能把事情做到臻於完美;選父母強加的興趣或目標,最好的結果可能也只是平庸。 如果要說學者生涯有沒有一套可循的公式,他卻說學者這條路不是一種選擇,也從來沒有規劃,「這就是我喜歡的,忽然我就變成了學者。」 「我要強調,因為興趣我才去做,不喜歡就不免強,要不然你到四十歲特別不高興啊,後悔自己竟然浪費四十年。」一路當上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講座教授,職涯只是源於喜歡,起心動念付諸行動便產生了結果,用東方思維來理解,也許所有了不起的成就也只是意外的機緣。 「我們較少專注於過程,而是關心結論,如果一直想從中獲取、得到認可,那事情就可能變得困難。」困難源於心境上的感受,跟怎麼面對事情有關。宇文所安強調,值得被關注的是所做何事、做了什麼,而非強求一定要達成什麼目標(getting somewhere)。當代很多人都是「結果論」者( consequentialism),想要當學者或出人頭地,但過分關心結果而忘卻過程只會把生活變得很無聊。 「有些學生常有些問題,覺得努力讀書就可以上好中學,在中學努力就能上好的高中,在高中努力用功就能上好大學,大學努力就能拿好學位,之後找到讓人稱羨的好工作,升遷之後能買好車跟大房子,你存了一大筆錢退休,你退休之後就死了。」 宇文所安笑說,「這就是結果論,這樣的人生有什麼意思呢。」 大半人生投身於職教,他說當年二十歲時讀詩讀不出意思,直到三十歲才有了更深一層的況味,讀詩這回事隨著年齡會有新的看法跟啟發,「你永遠會在詩中找到新的東西,足以啟發你的人生。」做研究永遠不無聊。 當上教授後他告訴學生該讀什麼,讀一位作者的作品要讀出別人看不見的一面,讀者多在王維的詩中找禪意,而王維當上宰相卻用了孟城「坳」這樣略為低俗的用字,宇文所安笑說,「王維其實是個壞小子呢。」 「有個學生問我為什麼必需讀《輞川集》而不是讀《名篇》。我問他,名篇是什麼時候誕生的?一星期後他回來告訴我是在明朝才誕生的。所以這不是傳統,這是兩三百年內才誕生的東西。」 明清時代的王維和當代需求有關,也許王維也被賦予了一種意識型態,「你必需讀全部,才能真正趨近於他的人。」 學者跟讀者卻傾向將詩人分類,杜甫是詩史、王維是詩佛,「但韓愈嘛,我不愛看他的詩。哈哈。」他笑說李賀又是個比較不幸的例子,處於晚唐時代,輪到他的時候就只剩下「鬼」這個字可以用。 「很多人相信我們是在找一種永遠不變的真實(fact),但做研究久了,這些解釋都會隨著時代有所改變。」他說自己最討厭的詞叫「傳統」,用一個詞將人說死並不公平,「我們只能說那是『傳』,但不是永恆(forever)。」 「我們和過去的關係都很豐富,但如果把過去當一件牢不可破的事你就會失敗。」 歷史一層一層堆疊而起,直到當今歷史已經是種權威,但宇文所安說面對傳統跟歷史最重要的在於通變,「通才能夠變,我們不能只保存文學,只保存它就會死去。」

社子島系列之七/沒人拜的廟還能存在嗎

逐水而居,是過去人類的發展習慣,河水帶來肥沃的沖積土壤,種植出來的農作物,養活了各式各樣的人,直到今天,走一趟社子島,仍能看到一塊塊農田坐落在路旁,維持著傳統的鄉村樣貌,當地的老人家,坐在門口的板凳聊天,而在面臨開發之後,這樣的部落面貌,會不會有所改變呢? ▲坤天亭是社子島當地的信仰中心。(圖/取自台北社子島坤天亭臉書) 位於基隆河與淡水河交會的下游處,社子島的居民世世代代都習慣與河共生,對河川或者水的力量,除了依賴,也多了一分敬畏。由於河流的沖刷,常會把上游的許多物品沖刷至下游,除了上游居民的生活物品外,也包含了許多流浪的神明、神像,抑或是一些無主的屍骨,與河共生的居民,將這些神像屍骨都撿起來供奉著,這也就造成社子島島上異常密集的廟宇分布,一站公車站的距離,就能看到2~3間廟宇。 只要是有人的環境,一定脫離不了信仰,社子島上,除了當地信仰中心坤天亭、威靈廟外,大大小小的廟宇串起聚落,除了供奉無主孤魂、落難神明外,還有許多南部北上討工作的民眾,在社子島當地建立起信仰中心,創造多元並立的信仰環境。 豐富的信仰也發展出當地十分特別的「夜弄土地公」傳統,元宵節當天,將會請出社子島百年來供奉的「無面土地公」,祂就像是抽象的藝術作品,到了夜晚,土地公坐椅轎遶境,從百福宮出發,沿途店家會準備好鞭炮熱烈歡迎,以及香案祭拜。過去沿途店家會從保安宮取回大大小小的蠟燭,分送給前來祝賀的民眾,到了今日,改成各式各樣的禮品,建立起特別的節慶文化。

先前直播販賣 現在破壞棲地?瀕危物種與經濟利益的拉扯

像個彈弓的額頭,優雅的在水裡游泳,是許多潛水客爭相目睹的美景,牠是「丫髻鮫」,國際上瀕危的鯊魚種類之一。先前有商人在臉書直播販賣,當作一般的海產,而現在,台灣少有的「可能復育地」難道也要被破壞了嗎? 為了達到2025年非核家園政策、天然氣占整體能源配比50%的目標,中油預計在桃園的觀塘工業區建設天然氣接收站,但當地有長達7,000年歷史的藻礁生態,藻礁是藻類堆積而成,10年才能長1公分,若是開發下去,這天然的景觀將會受到極大衝擊。 除了特別的地景之外,也是許多潮間帶生物的棲息之處,在這片自然景觀裡,發現紅肉丫髻鮫幼苗的身影,3日,中油觀塘案將再闖環評大會,若是通過,環團擔心,藻礁的生態將無以為繼。 2013年3月在曼谷召開的華盛頓公約(CITES)第16屆締約方會議,將3種丫髻鮫科──紅肉丫髻鮫(scalloped hammerhead shark)、八鰭丫髻鮫(great hammerhead shark)及丫髻鮫(smooth hammerhead shark)列入CITES附錄二中。 其中,紅肉丫髻鮫已被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列為瀕絕物種,由於魚翅被視為高檔食材,漁民主要是為了魚鰭而捕撈此鯊。因過度開發,全球各水域的紅肉丫髻鮫資源都已嚴重枯竭。 根據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所做的調查顯示,在桃園大潭藻礁中,發現「雙髻鯊」的幼鯊。而在觀音、新屋沿海一帶,台北大學助理教授陳湘繁過去也對當地漁民進行訪談,漁民表示,當地捕捉到鯊魚是常事,也常常與土魠魚一起混捕到雙髻鯊與真鯊。 目前國際學界初步認為岸邊且具有一定濁度的地帶,最有可能是鯊魚的復育地,大潭藻礁也恰恰好符合這個原則。 這片藻礁還有什麼呢? 除了鯊魚之外,藻礁位於潮間帶,豐富的物種居住在此地,「潮間帶蟹類的族群豐富度讓人感到驚訝。」陸蟹工作者劉烘昌曾在臉書上分享,潮間帶蟹類豐富度遠遠超過恆春半島的珊瑚礁海岸潮間帶,且他過去曾走遍世界各國的海岸線超過5,000公里以上,他認為,藻礁是國寶級海岸,具有列入世界遺產的潛力。 過去都市計畫學者楊重信致力推行「綠色基盤」的概念,也就是不能只看經濟效益,生態與綠地其實有許多隱藏的價值,也需要被好好估算。「藻礁」是不是也有這樣的價值呢?除了生物鏈外,搶救大潭藻礁行動聯盟召集人潘政忠長期關心藻礁保育,他提到,由於藻礁是由鈣質構成,有吸附二氧化碳的能力,也能多少改善空汙。 為什麼一定要選這裡開發呢? 藻礁爭議吵吵鬧鬧了好多年,許多環保團體都有提出看法,認為台北港海象較穩定,較適合建立第三天然氣接收站,且過去中油高層也說過,觀塘海象不穩,不適合進行開發,但為何現在又一定要堅持在觀塘呢? 針對3日登場的環評大會,由於有7名官派委員,若再加上4名委員就能達成會議人數,目前許多學者派專家都決定不出席,希望讓會議流會,但今日的會議仍有許多未知數。 而在前幾次會議中,由於專家學者認為對環境影響重大,於是在7月的會議中,做出退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決定。而後續中油的開發計畫變更,從面積232到23公頃,前後減少了9成,在後面幾次會議中又繼續退讓,但在9月26日的環評會議中,學者與中油依然「喬不攏」。 為什麼中油一定要選擇觀塘港作為基地?由於觀塘工業區的一階段環評早在1999年通過,且如果選址在台北港,必須花費填土、環評的時間,所以觀塘港是唯一的選擇,而先前行政院長賴清德表示要在9月底之前過關,也讓環團聯想其中是否有官商勾結的成分存在。 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律師蔡雅瑩說明,現在中油提出的方案,已經與過去專案小組討論的方案差異很大,且現在中油想改變位置,移置兩座16公秉儲槽到工業港,但此區是沒有辦過環評的,中油應該要再度辦理環評,不能這樣蒙混過去。

社子島系列之六/台北潰堤不是不可能

人類所有的文明發展,都離不開大河,河水的氾濫沖積帶來肥沃的土壤,也讓農作物得以成長茁壯,位在台北市士林區的社子島,是一個由基隆河與淡水河交匯而成的沖積平原,由於位於兩河交界,地質不穩定,且地勢低窪,過去常有淹水等問題,雖然現在淹水的問題已趨緩,但社子島真的能承受住大規模的開發嗎? 台北市政府目前提出的社子島開發方案稱作「生態社子島」,主要內容是將社子島的地基填土墊高4公尺,並將堤防加高至與北市其他區域一樣的9.65公尺,相較於過去郝龍斌所提出的「台北曼哈頓」計劃,減少了填土量,但填土後的社子島真的有「生態」嗎? 「淹水問題永遠不可能解決。」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副教授廖桂賢指出,隨著城市發展,人口越來越多,高樓一棟棟的蓋,政府單位為了防止水患,漸漸築起高聳的堤防,堤防能擋住水,但河流的水還是一樣多,淹水減少只是淹小水的機會變少,若堤防撐不住了,大水就會直接傾瀉下來,因此,把堤防築高也只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方式。 ▲目前社子島的堤防,許多人能在堤防上騎腳踏車,成為另一種觀光方案。(圖/記者陳俐穎攝) 7月時,鄰近台灣的日本發生潰堤事件,過去,岡山縣倉敷市是西日本地區最有名的水道城市,由於7中旬的連日豪雨,造成小田川潰堤,根據日本放送協會(NHK)統計,單單就倉敷市就有至少51人罹難。而在7月底,寮國東南部的阿速坡省由於受到風暴襲擊,也傳出水壩潰壩意外,下游7個村落遭淹沒,死亡人數至少26人,還有上百人失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