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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療癒之路 專訪電影藍色項圈編劇張耀升

「處在壓力大的情況下你常常會做惡夢。」問張耀升惡夢的內容,他說是考卷發下來不會寫。惡夢背後隱藏著一場青春期往事,在往事成為惡夢之前,則是很多年輕人都經歷過的現實,「我讀的是台中的私立學校,競爭壓力大感觸更深,如果你很平庸根本沒人注意到你。」 張耀升身兼電影《藍色項圈》原作與編劇,片中學生拚死擠進升學窄門,只要在半夜時分在420房間上吊就能看到考試卷上的答案,第一名的學生脖子上總有一道青色勒痕,是跟死去學長立下的契約印記。 張耀升回憶,當年學校名次從第一名排到第五百名,他排在第三百多名,成績不出色,但也沒有那種爛到底的無賴病,於是就像個隱形人在班上爹不疼娘不愛,「有些人再怎麼努力就是在四百跟五百間徘徊,因為有一群奇怪的天才擋在前面,爬不上去只會不斷否定自己。」他說,那時候的自己有點看不到未來。 張耀升的小說主角通常沒有名字,「我覺得他不需要名字,他是所有人的集合體。」但電影主角沒名字很突兀,他將主角命名為「葉群」,群是群體,年輕的生命則像綠葉,各個不一樣卻又相似。片中的「小強」則是打不死的象徵,他生存下去的方式是將自己扭曲,這是年輕生命自我摸索、找尋定位的一面。 每年為升學壓力而死的學生所在多有,活得很痛苦最多就是一死了之,但張耀升反問,「如果人生沒有死亡這個選項呢?你會活過來,然後以更痛苦的方式活著。」片中上吊後的學生性格驟變,張耀升認為,最恐怖的不是肉身死去,是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的靈魂。 「我們想用集中管理的方式教育小孩,但人有各種可能。我其實對教育有很多不滿,但真的知道怎麼做我就去當教育部部長了。」升學是台灣高中生的必經之路,人生總有六年被考試填滿、六年生活千篇一律,像是推著石頭上山薛西佛斯、日復一日從事相同的勞動,發現人生至為荒謬,大概就是起源於青春。 「我當年就是學校裡中後段的同學⋯⋯。」那個年代考試即人生,學校裡過得不如意人生像是輸了一半,但慘綠少年愛上文學,他變成一個旁觀者,得以於那個荒謬年代從旁嬉戲。 張耀升形容文字是種魔法,回溯編劇人生的源頭,當年他也是熱愛「魔法」的少年。國中那年他參加學校查字典比賽,獎品是一本日記本,他因此養成寫日記的習慣,但寫日記的下場就是被室友偷看,「我那時想整他就開始在日記上寫一些假話,我寫我很困擾,因為室友有狐臭,大家都很賭爛只是不肯說。」 他形容室友看了後像是中了文字的魔咒,跑到福利社買了一堆體香劑往腋下抹,「之後他不太敢把手舉起來,連投籃都很憋,我發現文字的魔法可以改變一個人。」 大概是擦了太多的體香劑,室友的腋下開始紅腫,發現玩笑開過頭,於是他回到日記本裡寫下,「我發現不是室友的狐臭,是寢室裡有一隻死老鼠。」之後室友的體香劑一夕之間全不見了。 張耀升形容,文字與語言能變出更高端的魔術,文字影響人的心情跟生命,好與壞只在行距之間。 張耀升帶著魔法,從國中開始向外發散,但男生喜歡文學難免遭人非議,「我在家人眼裡就是從小到大都在閒晃、沒什麼成就,他們只覺得我不成材,直到那年我得了大獎他們才說『還好我一直支持你啊。』」這是一條神奇但崎嶇的旅途,旁人看戲吶喊得多,路途上只有他一人獨行。 「家人對我的期待一開始應該也是賺錢。」張耀升說,台灣有個很可悲的現象,只要賺很多錢不管做什麼行業都可以獲得社會原諒,哪怕做的是人口買賣,「這是很奇妙的價值觀,但跟升學主義只看分數也有關,我們想像分數高的人之後一定可以賺很多錢,分數是換錢的標準。」社會不能包容非功利的心態,賠錢做事、做沒賺頭的事近乎傻子。 「之前得文學獎我只是想分享肯定,但得到的回應都是獎金多少、扣稅後剩多少。開始寫劇本就問我編劇費多少,等這片大賣又問我分到多少錢。沒有什麼人第一句話是談錢以外的事,你就知道這個世界怎麼看你。 」 傳統家庭對男生的期待當完兵後不可再和家裡拿錢,在台灣想靠文字賺錢過得辛苦,曾經一年只有一筆文學獎獎金,他說獎金只有一萬五,不打工實在不行,有十年時間捉襟見肘。 張耀升打過各種工、當過店員,經濟較好的時候是進入公家單位當約聘雇,但他說一天上班八、九小時覺得自己像在演戲,「我那時候知道,如果我再做一年大概什麼都寫不出來。 人就變了,人生會變成寫公文跟經營辦公室團購。」鐵飯碗說辭就辭,保存創作靈光必須抵抗百無聊賴的摧殘,又需要經濟來源支撐生活,他像在打一場拉鋸戰,久了只有身心俱疲。 張耀升曾經自我懷疑、甚至放棄過寫作,但他說自己內在有種想創造、改變事物的驅力,那時他關在家中種綠豆苗,想著如何把綠豆苗種得超乎外界想像,頗有創造魔豆之意,「譬如把它變得很粗大跟各種形狀,代表創作這件事不會不見,不靠書寫,還是會把一些事情做得不一樣。」 「如果創作是生命的一部分,那你也只能接受。」 後來他轉念,接受自我修煉才是創作的本來面目,「這十年我有很多想放棄的時候,覺得自己大概只能這樣了,創作這件事很恐怖的在於創作者身上都有才華, 才華不是條件是最低門檻。」 有優良條件的人相互競爭,創作圈似乎比升學恐怖很多?張耀升說,他曾經覺得自己一度回到了小時候的迴圈裡,只是現在他比別人強,「人生換到了哪裡都存在競爭壓力,只是在創作圈裡你不必當上前三名。 」 《藍色項圈》中,主角們聚在寢室裡討論未來人生,有人想當搖滾歌手、有人想讀哈佛,問張耀升最初的夢想是什麼?他笑說人生最初只想當富豪總裁、酒池肉林。後來人生果真沒當上總裁,還花了十年苦盡甘來,現在他寫劇本、小說又身兼導演,生活過得去,他說身邊的人改不了一種習慣,還是喜歡調侃他很窮,家裡還是問他年收入多少,繳稅時先看扣繳憑單。 張耀升說,現在帶領年輕一輩的編劇會試著對他們好一些,希望讓年輕人看到這個行業也能賺到錢,而非只憑藉熱情、賣肝賣腎,「每個行業還是要有一個榮景讓外界看到,否則幹嘛來做,我希望讓新人覺得當編劇也能過比較好的生活。」 但對創作者而言,將劇本創作完全歸類商業行為不免有些庸俗,回到創作初衷,能將作品寫得淋漓盡致,不用金錢犒賞也能療癒自身,「有些東西是你寫出來後真的可以高興很久,即便過程很痛苦,但寫得越好就能夠抵銷那份痛苦。」 張耀升說,現在到了這把年紀,閒來沒事還是會上網搜尋以前班上第一名的同學現在在幹嘛,發現當年老師的心肝寶貝們成就平平,「我這不是歧視喔,是本來以為他會去美國太空總署。」他說,也許是還沒抵銷當年升學壓力帶來的痛苦,還會繼續寫下去。 「我覺得很像一直在對抗一些東西,即便沒有了工作壓力、沒有升學壓力但還是有一個命運要對抗 。譬如喜歡某個人,但他不喜歡你那也是種命運的對抗。」這是文學家的感悟也像宿命。 人生永遠有新的難題接踵而至,薛西佛斯只是換了一顆石頭,隨即又必須展開痛苦的長征。對抗無聊、對抗生命的每個環節,人生沒有輕鬆的時刻,終究不簡單。 ※【 NOWnews 今日新聞 】 提醒您: 自殺不能解決問題,勇敢求救並非弱者,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 透過守門123步驟-1問2應3轉介,你我都可以成為自殺防治守門人。 ※ 安心專線:0800-788-995(0800-請幫幫-救救我) ※ 張老師專線:1980 ※ 生命線專線:1995

雕刻時光的女人 專訪作家黃庭鈺

黃庭鈺寫花樣年華的高中女生,也寫自已的異想和體察。寫《時光走向少女》像是用一支筆把自己分割,一半是青澀少女另一半是世事洞明的成熟女性。採訪那天下起了傾盆大雨,她穿著淺色洋裝現身,像極了一朵輕盈的雲,那是為人師表的儀態、也是一種成熟女性的品味。 詩人許悔之形容,看黃庭鈺的散文盡是細膩的女性感受,當年黃庭鈺寫〈瘤〉拿下教育部藝文創作獎,寫的是腫瘤切除手術,血腫、膿瘡伴隨縫合線,串起旁人經驗和被一刀剖腹的惡夢,讀來驚世駭俗,她偏形容手術像在太陽穴中播種、耕耘,像是一個善感的女人用詼諧、揶揄的態度,端詳自己的病體。她不諱言,自己的作品有青春年華,但也有點「重口味」。 寫作時是作家,黃庭鈺另一個身分是明星高中國文老師,在學校執教,她說最喜歡的課文是〈左忠毅公軼事〉,角色性格鮮明,內容結合了荒唐殘暴、身體毀傷,古代酷刑躍然紙上,對老師而言,能假左公(左光斗)之名大演特演,課堂上能模仿左光斗「目光如炬」的氣勢,用粉筆怒指學生,恰逢鐘聲響起還能就此揚長而去,她笑說這篇文章簡直太有哏。誰說她是「典型」的國文老師。 國文老師在學生記憶中彷彿有個刻板印象,典型的國文老師逼學生認真上課、寫作業、板著一張臉不苟言笑,變成學生眼中的老古板幾乎是國文老師的宿命。她則說自己從小就不太乖,還有一種不妥協、無可救藥的執著,別人畫了康莊大道她也不一定照著走,算是沒有當典型國文老師的命,「我覺得不合理就去跟人理論,對現實不想妥協,很多事就是看不慣啊。」 國中時,她覺得麵包店漏開發票不合理,她為此寫信到國稅局糾正店家逃漏稅。朋友買東西當冤大頭,她跑去跟店家理論,講到對方跑去跟另外一家店家抱怨怎麼破壞行情,「說好聽一點是仗義執言啦!」言談間透露的是俠女精神。 黃庭鈺寫〈異想〉,說有一次搭火車在歐洲旅行,座位前方坐著一位留著俐落短髮的女子,慢條斯理的操起一把水果刀,優雅地分切蘋果。她則想像那把美女手中的刀,猝不及防的便朝後方男士的脖子上削去,蘋果像是頭顱的隱喻,終究都留下不祥的紅色。 她形容這個故事像潛意識的低語,也許透露著一種對父權與體制的不滿,「我看到的世界,男性真的普遍是權威角色,女性是被壓抑者,也包括學生跟我講家庭狀況,但我不是女性主義者。我只是不喜歡權威、用打的逼人就範。」黃庭鈺形容,讀教育出身的老師比較容易有體制外的想法,「在於我的人生中希望很多事情不要那樣……。」 那個年代校園充滿體罰,老師手邊隨時都有「傢伙」可以抄,從熱熔膠到藤條,能揮出聲響的都可以拿來教訓學生。 她說任教那年,日本漫畫《麻辣教師》正紅,暴走族老師的處世之道意外切中每個學生的心,「教學第一年,學生戴著假髮過來,問我為什麼不能像電視劇裡的老師一樣……。」之後學生媽媽三不五時打電話給她,表明孩子無法安於體制內,希望她能像電視劇中反町隆史飾演的暴走族教師,傳遞體制外的知識。 她明白,原來學生都在體制內,尋找能帶領他們脫離體制管束的老師。 黃庭鈺說,在教學現場倒是沒想過要成為什麼風格,只覺得走過那個年代,沒必要再扮演威權形態的老師。老師一職與其說是執教、管束到像是觀察者,從旁觀察每個生命形態,她說老師當久了,越來越能接受學生各種模樣,「上課可以吃東西啊,而且為什麼要偷吃,冰淇淋都拿進來了你能叫他下一節吃嗎?學生也不會之後天天吃東西,教育其實是出於彼此信任。」 問她以前讀書時上課在做什麼?她說以前讀書,老師上課都放佛教故事,她那時像是年少開悟,覺得釋迦摩尼佛很偉大,每次經過精舍都會頂禮膜拜還跑回去跟父親說很想皈依佛門,「老師整整放了一年的佛教故事,大家都在看英文單字我卻在看一年的佛教故事。」別人覺得無聊,她卻愛得要命,這是思想各異、命有分殊。 她說,二八年華的高中女生就是在找自己的模樣,這些模樣中當然也有不讀書愛讀佛經的那種,然而現代高中生更多的是「中二病」,但這種不合時宜的躁動都是人生探索,「我過去也在找自己的位置跟模樣,我連諧星都下去做,當班上的開心果。」這個年紀的女孩總是善變,像一陣風來得快去得也快,「這是人格養成。」 「也許是因為我們都是那個年紀走過來的人,我會想起以前那個時候誰能夠這樣子理解我,我想,也許我可以陪他們這樣走一程。」 詩人許悔之形容,黃庭鈺作為一位熱愛文學與寫作的老師,說是《時光走向少女》其實也是少女迎向了時光,在時間的洗滌下成為了女人,又再一個場域中邂逅了更多的少女。彷彿跟數百個生命建構起無形的連結,維繫著從少女到女人之間的共同經驗。 寫受暴少女、女學生的第N個老婆,她說,寫作初衷是以女校裡女老師的角色,反顧自身回溯既往,從女人走回女孩,試著貼近過去的自己,「我覺得在跟他們對話的同時,也是在跟自己對話,我會去挖掘他們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想得到什麼。」 身在女人堆中,師生共演一部時代劇,也許美如紅樓夢卻也是花落總有時,《時光走向女孩》前半段青春洋溢,但走著走著宛如進入了另一個幽微的境界,她改寫手術、家暴,提到有一次忽然發現頭上生出了幾根白髮,掙扎著要不要染,說是煩惱,其實也是一種想保存年輕的執念,走過少女階段,迎面而來的是邁入中年轉折後,發胖的身體以及年老衰敗的色身。 她則說女孩、女人都是曾經與現下擁有的身分,人用身體經驗著世界,時間又在身體留下印記,人生到最後每個人的身體都是一則故事。也許前半段有一點孩子氣,但也像是給成熟女性的備忘錄,提醒那些忙碌的過來人,過去的那個少女曾經很稚嫩、很無憂無慮,「從少女變成女人會看到很多,但變成了女人,你依然不會忘記那個小小的自己。」 黃庭鈺笑說,年歲走得比高中女生快,她近年不太想陪學生班遊聯誼,「我都說你們自己玩或去找年輕一點的老師,因為我跟你們一出去,一看就知道我是老師。」 但她隨即說,少女年紀談戀愛格外勇敢,「他們通常都說我才16歲,跟他沒有要長久走下去,如果真的不喜歡分了就好。我會覺得很驚嘆耶,我沒有辦法像他們這麼灑脫。」外界說年輕人終歸是年輕人、太衝動了,在她的在理解中是青春的自由和勇氣,高中生其實也能為人師、教出一番人生哲理。 「很多人問國高中生這時候的對象是真愛嗎?但他們覺得就是。」她開玩笑鼓勵學生,以後上大學一定要交到一百個男朋友。也許是跟花樣年華的學生相處慣了,從少女走成了女人,多多少少還是有點孩子氣。

葬儀社變身咖啡店 老闆透過它溫暖每一顆悲傷的心

中和廟美街又被稱為「棺材街」,早期這裡的店家大多以殯葬和販售棺木為主,路人走進巷弄內,很容易被一具具棺木嚇到,加上夜晚沒有路燈,不免被人認為此處較「陰」,所以這條街人煙稀少,與周邊熱鬧處相比,顯得特別凋零。 一年多前,這條小巷弄內,出現一間充滿人情味且是全國僅此一家的殯葬咖啡店,是由葬儀社改建,裡面的業務也不單純是喝咖啡,而是幫助人完成人生最後一段規劃的生命禮儀。 殯葬咖啡店老闆駱俊宏,從小看著父親服務每一位前來幫家人處理後事的客人,以聊天引導他們釋放悲傷,長大後繼承衣缽的他,不禁想「既然客人都會過來喝茶,為什麼不把環境弄得更好?」 從小在廟美街長大的駱俊宏,當兵前曾短暫幫忙家業,看著父親誠摯地服務每一位往生者的家屬,這才知道原來禮儀公司不單是幫忙圓滿,而是要聆聽引導,協助他們排解悲傷,對該行不排斥的他,當兵後在父親建議下正式踏入殯葬業。 看到許多家屬在親人後事結束,會再度返回店面和他的父親閒話家常,加上駱俊宏和他的太太一直都有中途流浪貓狗,為了降低認養人和客戶到廟美街的恐懼,他突發奇想,認為似乎能將冰冷的葬儀社改為咖啡店,於是他跟太太商討,取得共識後,隔天立即動工,短短三天,一間溫暖且充滿人情味的咖啡店就誕生了。 不過說起來好笑,改造期間恰逢父親出國,回來才發現換了一個家,完全把爸爸嚇呆了,忍不住碎念:「幹嘛搞成這樣?」但終究仍選擇體諒,放手讓他去做。 咖啡店營業後,不只客戶更能舒服自在地和他們聊天,前來談生意的人也不再害怕走進葬儀社,甚至還增加毛小孩被領養的機會!「以前中途貓狗,要領養的人來,看到禮儀公司都會有點懷疑、卻步,有些人會試問這邊是不是有人中途?」駱俊宏回想每個領養人小心翼翼開門,探頭探腦猶豫的樣子不禁莞爾一笑。 在還沒改裝前,葬儀社幾乎每一樁生意都得和家屬約在速食店或咖啡店,還得特地找邊邊角角的位子,盡量避開人,或是壓低聲量,就怕別人投以異樣的眼光,自從改裝後,家屬完全可以以正常的音量放心討論,再也不用覺得尷尬不自在。 只不過有好就有壞,有些特別前來處理家人身後事的家屬,也會因此找不到店面,想到這裡,駱俊宏哄堂大笑說:「我就看他們摩托車騎過來又騎過去,表情充滿了困惑,都要主動跟他們打招呼。」 不只如此,除了認養者和客戶外,甚至還有誤入喝咖啡的旅客,我們不禁好奇:「他知道以後有嚇一跳嗎?」駱俊宏笑說:「不會,一開始通常會好奇門把是棺材,看到店內其他擺設應該就有底了。」就連鄰居們也紛紛表示贊同,認為咖啡店為冷清的廟美街增添許多人氣。 一直以服務「人」為主的駱俊宏,2012年開始做寵物禮儀,連三年參加寵物展,只單純推廣觀念,企圖改善老一輩「貓死掛樹頭,狗死放水流」的傳統觀念。 「毛寶貝離開了,如何讓飼主釋懷才是最重要的。」把對人的信念轉化到毛小孩身上,正因為他自己也有養寵物,有過不好的經驗,所以才不顧一切,用微薄的力量推廣為毛小孩辦理身後事的信念。 「之前有養一隻狐狸狗,他離開的時候是透過安樂園,我們跟著一起去火化,我覺得服務過程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決定自己做,用我的方式跟他道別。」今年又剛送走兩個毛寶貝的他,和太太一同製作相冊、回憶錄抒發情緒,雖然在追思會中仍是會哭,但是心情因此沈澱下來,釋放出不少悲傷的情緒。 說到此處,駱俊宏笑問要不要看他剛過世的臘腸狗,一起觀看影片時,他還是忍不住紅了眼眶,整理好情緒受訪時,他緩緩地說:「我不會因為毛寶貝過世從此不養寵物,因為離開痛苦是一時的,但是你要知道它帶給你的快樂其實有好幾十年。」 駱俊宏希望生命議題不再是個禁忌,葬儀社也能成為有溫度的禮儀公司,為了幫助客人舒緩悲傷,他特意在店內擺滿心靈書籍,店內也養著可愛的貓咪,太太和女兒也為牆壁畫上充滿童趣的貓咪塗鴉,處處充滿驚喜。 一入內老闆娘便會開始磨豆,為你沖泡一杯熱乎乎的咖啡,上頭的拉花也是她親手繪製。說到拉花,駱俊宏興奮地比手畫腳說:「一開始我們(他和他太太)完全不會,每天上網看影片學,牛奶一罐罐買,一試再試,天天喝到會怕,分給鄰居他們也喝到會怕。」 至於為什麼堅持要拉花,老闆娘看著駱俊宏,好氣又好笑、無奈地說:「我之前泡一杯拿鐵,一杯沒有拉花,一杯有拉花,他居然跟我說有拉花的比較好喝。」老闆聽完隨即回嘴:「漂亮的看起來心情比較好,喝起來感受當然會不一樣。」就是這份堅持,帶給無數前來的人滿滿的溫暖。 看著駱俊宏和他的太太、女兒在店內聊起放假在家追劇,歡笑充滿整間店,忽然感受到,或許是因為他們本身散發的暖和感,以及像陽光般的笑容,溫暖了所有因悲傷而冰冷的心。 https://youtu.be/qUZoUM4T1Wc 是由葬儀社改建,裡面的業務也不單純是喝咖啡,而是幫助人完成人生最後一段規劃的生命禮儀。

專訪林昶佐番外篇/學台語只為找回親情  

「直到上大學那年,我發現我的人生被偷走了。」 林昶佐從小由阿嬤帶大,那個年代長輩說台語,直到政府頒布方言禁令,長輩卻成了文盲,「阿嬤聽不懂華語,直到上小學我都在台語的環境裡長大。國小的時候就不能說台語,講了要罰錢。」 過去說方言要被掛牌子,問他有沒有被掛過,他說只被寫過黑板,「黑板寫『林昶佐講方言』。一天零用錢就給學校了,大概到國小四、五年級後才沒有再被罰錢。」 之後政策漸漸解禁,但方言仍被貼上不入流、沒水準的標籤,現在人還是會開玩笑,說罵人要用台語「氣口」才對味,各族群的語言沒有得到公平待遇,「高中畢業,我發現我沒有辦法再跟阿嬤好好講話,她聽不懂華語,我被教育了這麼多年也不會講台語,明明小時候我跟她最親……。」 政府就像霍布斯邦的巨靈,一隻無形的手操作了語言也介入了親情,「沒辦法跟最親近的人用最親的語言說話,我開始想認同這件事,重新想自己是誰,人不外乎就是自己的定位和家庭、親友,再來是集體認同,到底屬於誰。」 外界稱現在年輕人是「天然獨」,林昶佐則是夾在台灣民主運動跟天然獨中間的世代,在身分認同中摸索的一輩。發現自己的人生被偷走,第一件事就是把台語學回來,學校沒有母語課程,當年能學的管道只有地下電台。 那時候阿嬤老了、罹患阿茲罕默症,林昶佐說自己那時有種預感,也許阿嬤的陽壽僅剩兩三年,「她在一個連我是誰都沒辦法再想起的狀況下,我沒辦法告訴她我多愛她,我只是不希望就這樣跟她分開。」 那時候學台語不為民主或獨立運動,他只是希望把台語學好,在長輩的晚年,用最親近的語言再次跟阿嬤好好說話,回到小時候無話不談的祖孫情誼裡。

影/專訪林昶佐/玩樂團不避諱政治 他從小幫爸爸買禁書

2011年閃靈推出專輯《高砂軍》,高砂義勇軍以皇軍身分出征南洋,太平洋戰爭末期台灣軍伕戰死異鄉,屍首成為「一億玉碎」中的一點星子。《高砂軍》帶有一種壯烈的美,唱得是台灣人於二戰時的離散與身不由己,林昶佐笑說,「之前一直有認為我們支持日本軍國主義……。」 這不是閃靈第一次沾染政治爭議。2009年,閃靈在MV〈鬼縛〉中砍蔣介石的頭又燒國民黨黨旗。談起往事,林昶佐說,專輯背景設定為228事件但初衷很簡單,主題是一場從地獄到陽間的征戰,東亞人眼中地獄與輪迴觀,但歌詞談獨裁者大屠殺,當年導演思考畫面如何取材,以至於不少MV都脫離了故事原意。 「我跟小黑負責寫歌,我們不聊政治,聊歌背後的背景跟故事,聊我們喜歡的重金屬長什麼樣子。這故事是不是超屌,寫成重金屬一定有很大的衝擊力。」砍了哪個政治人物的頭,想深入了解內涵的人其實很少,重金屬聽眾只是想要情緒上的衝擊與美感,他打個比方,「讓老外知道原來台灣的地獄可以這麼酷。」 林昶佐說得直白,「我們在寫歌的時候沒有想造成政治效果,但我們又是不迴避政治的樂團,我們不會說政治歸政治音樂歸音樂。」但專輯背景設定為228事件,即便打個擦邊球也會激起火光。 這幾年演藝圈對音樂作品都有種純潔的想像,政治涉及複雜的族群意識,誰都不想攪這淌混水。「音樂歸音樂,政治歸政治」這句話像一把利劍,戳到了誰,誰就像破壞一團和氣的禍首。然而若真的音樂與政治涇渭分明,就不會有批評小布希的RATM,也不會有支持英國工黨的Oasis。 「政治是所有人的事,怎麼會說音樂人不能關心政治。如果政治圈以外都不該管政治,那搞政治的人應該被誰監督,但反過來,我們應該規範政治不該干涉每一種創作。」過去,台灣限制出版品內容,偷渡左派思想、男女豔情、歌詞內容太厭世都可能遭查禁。當代不再限制出版品內容,但談到政治事件、國族問題,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個小警總,對創作內容指指點點。 觸碰爭議、揶揄歷史人物,林昶佐不以為然,「這是言論自由啊。」 如果要說公民意識如何煉成,林昶佐說,自己很早就沒辦法接受學校威權與專斷,「我沒辦法接受學校怎做我就答應,憑什麼這樣搞我啊。」 中學沒去打架鬧事,但林昶佐的思維在那個年代也算讓人頭痛,他就像「問題」少年,專門舉手問不討喜的問題。老師講中華民國憲法,形容國家疆域像一片秋海棠,他偏舉手告訴老師像一顆蕃薯。 那個年代講求忠黨愛國、必讀三民主義,作業簿背後還有蔣公遺訓督促學生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課本盡是大中國意識,林昶佐說那個年代還談不上台灣意識,但課本邏輯前後矛盾,實在很「北七」(白痴)。 「我很小就發現,政治不外乎就是大家的事,有小的政治到大的政治,可以完全不管他,但有一種方式就是去改變跟挑戰他。」 當慣了問題少年他得出結論,挑戰體制往往沒什麼用,但就是有一口氣咽不下去、想表達意見。但話說多了往往被認為不受教,他笑說那時候在學校把自己搞到很難混,老師跟家長告狀,評語往往都意指他「很難教」。 自幼就很衝,林昶佐說家裡不算真的有環境,偶爾看父親下班後罵政治,「只是當年罵一下政治、酸一下蔣經國,我阿嬤就從廚房衝出來:『麥擱共啊,明天給人抓去哪都不知道。』」 戒嚴時候台灣設有管制刊物內容的出版法,刑法仍懲處思想叛亂。林昶佐說,國小時父親常派他去書店買李敖、鄭南榕等人的禁書,「那時候買了也看不懂,但我知道我們的言論受到箝制。」 跑腿變成書店常客,老闆特別為他開放書店內的「特別空間」,塞了幾本禁書到袋子裡就要他趕快回家。那時候警察抄禁書攤、買書跟賣書的都要跑給警察追,年輕人腳程快比較不容易被抓,「大概是這樣我爸才要我去買吧。」

專訪林昶佐/ 15歲立志當重金屬歌手 國會裡的狂躁之聲

林昶佐從國中時開始接觸重金屬。八零年代晚期,民主運動逐漸開花結果,國會全面改選、出版法廢止,報禁廢止後百家爭鳴,那是一個求新求變的年代,非主流的立場與觀點不再被視為洪水猛獸。 林昶佐形容,青春期的年紀難免有很多憤怒,加上對社會體制的不滿,情緒來源變成日後玩音樂的沃土,他笑說:「以前國高中聽重金屬,在學校不順回家就把音樂開到最大聲,自己一個人在房間甩頭,我爸打開門看到我在裡面甩頭,他大概覺得我瘋了。」 最早的閃靈唱黑金屬(Black Metal),樂團草創時模仿北歐黑團,唱些反宗教的歌曲,但久而久之發現這樣做下去不是辦法,不可能將北歐文化跟宗教情結移花接木到台灣。 「在台灣寫這種沒意義,北歐人反基督彰顯自己的傳統文化跟神話,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土壤。我們沒有,難道要唱反佛祖嗎?一定很奇怪。」他反問自己,「北歐有強大的情緒背景支撐他們創造這樣的音樂,那我在台灣有怎麼樣的情緒?」 不同國家有自己的難題,也有自己的故事跟歷史可以訴說,閃靈第一張專輯《祖靈之流》講先人渡海與原住民神話,《永劫回歸》談鄉野奇譚中的「厲鬼」,過去台灣人常被騙,只好變成厲鬼尋找心中的正義,「在我們所知的台灣文化中有怎樣的感受、能做怎樣的感應,而透過這樣的情緒你能寫歌。」 曾有樂評人評論閃靈,如果不要用極端唱腔、走入冷僻的重金屬路線,中規中距唱台語搖滾,搞不好現在是台語圈的一方霸主。林昶佐則說,外界認為的極端與極限,在他眼中只是從小到大興趣的實踐,「雖然我做的一些選擇似乎有點極限,但大家捫心自問啊,小時候是不是都給自己設定過一些難搞的事。譬如想當太空人,在台灣到底怎麼當太空人啊?」 15歲那年,林昶佐在作文簿上寫下要成為世界級的重金屬樂手,他為此寫了一份企劃書,按部就班規劃他的世界巡迴之旅,「我想去全世界巡迴,我的唱片要賣到全世界。」老師給他的評語是「不切實際。」他把身體往前傾,「但我那時候覺得很實際啊。」 那個年代台灣被困在戒嚴迷霧中,愛國心爆棚,樂團出國表演多去勞軍、勞僑,純商演的樂團少之又少,老師的回覆也算預料之中,「當時台灣沒有一個樂團可以這樣,我也覺得那時候同學的答案很不切實際,但寫當太空人、當總統一定都比我高分。」 他隨即表示,「但現在開同學會,好像也只有我做到了當年作文簿上寫的事情。」帶有一點欣慰跟驕傲,外人說的極限,只是源於小時候的夢。 台灣是重金屬沙漠,當年剛起步樂迷只有兩三隻小貓,曾經只表演給台下五個人看,跟開萬人演唱會相比,地下樂團人數能到達兩百算是難能可貴。過去要支撐樂團,他曾到處打工、辦卡養活自己,甚至曾經在朋友的引薦下做人體藥物實驗。 要點燃夢想終歸必須燒錢,重金屬樂團不像偶像團體能接代言活動,這幾年閃靈上的節目屈指可數,幾年前上豬哥亮節目,也只因為太喜歡豬哥亮,想跟偶像合作一次。 非主流樂團能餬口已是萬幸,早就做好了不把音樂當經濟來源的心裡準備,家裡是否曾經關切他的選擇?「別人小孩在當醫生當教授,我的小孩在做音樂,家裡很難講我到底有什麼成就。」家裡說不上支持,直到03年拿下金曲獎,才對家裡有所交代。 他模仿媽媽的語氣:「哎呀,我們家昶佐現在是做音樂的啦。」 問他是否有過放棄的念頭,他還是說「從來沒有」回得斬釘截鐵,「這種風格跟創作方式,已經是我身體組成很重要的一部分,要我放棄,等於把一條手臂割給別人。」 有些政治人物喜歡在網路上開砲、有些上電視當名嘴,人的思緒總得有個出口,林昶佐寫成歌,唱得還是自己的啟發和情緒,「不寫我會爆炸啊。」這條非典型的政治人物道路說穿了也是殊途同歸,政治人物寫書是文以載道,他只是用吼的方式。 音樂產業中美日還是最大的文化輸出國,但多年來林昶佐的櫃子裡,最多的還是來自北歐的唱片,「沒道理我在台灣買得到挪威的唱片,挪威人聽不到我唱歌。」 之前印度跟馬爾地夫寄來邀請,表演費很少但還是想去走一遭。也許是閱聽眾太少、歌迷見到偶像的機會不多,義無反顧為歌迷唱歌,算是重金屬歌手都有的基因。 「有個地方給的表演費很少但在那邊有我們的歌迷,我們只好從其他地方的表演費挪用一些,那這樣子不就沒什麼收入了嗎?對,就是這個樣子。」 舞台上畫著屍妝的人叫Freddy,下了舞台是素顏的立委林昶佐,當樂團主唱經濟開銷是一大問題,他說現在有了家庭又有政治身分,樂團變得低度運作,今年十月要發新專輯已經不太可能用過去的方式巡迴,頂多就是在休假時跑單一行程。 他想了想:「我們面對的困難已經不太一樣了,但我猜他們還算體諒我吧。」像是給樂迷與團員的喊話。

「台南是個活的博物館」 專訪唐獎漢學獎得主斯波義信

從明治到平成,夏目漱石與森鷗外的足跡圍繞著東京大學開展,不遠處的東洋文庫是世界五大東洋學研究圖書館之一,文京區作為東京都人文薈萃核心,東洋文庫和東大則並列為老東京的文藝魂。 第三屆唐獎漢學獎得主斯波義信是東洋文庫現任理事長,要掌管一百萬冊藏書,七件重要文化財、五件日本國寶,身為東洋文庫理事長,2014年明仁天皇夫婦蒞臨東洋文庫,歲數比天皇高壽,斯波義信仍親自擔當解說員。 年過八十,思考絲毫不鬆懈,斯波義信的助理表示,斯波義信是很典型的老日本學者,學者面對媒體提問像打乒乓球,彼此一來一往、爽快直接,但斯波義信則是把那顆球接下來,拿在手上仔細思考、好好端詳。 斯波義信與台灣算是淵源深厚,數十年前抵台,他曾深入民間研究台南「境」與「角頭」文化,「境」的由來草根味十足,非由官方劃分的行政單位,而是根基於地方廟宇,將共同信仰視為中心建立起的社會組織。清領時期台灣離中央行政體系非常遙遠,民眾靠信仰集結、自發組成管理組織,而現在人講「合境平安」、「遶境」卻已不知其內涵。 「境」的背後則牽涉到百年前人口流動,斯波義信表示,隨著人才輸出、人口流動,十六世紀華人赴南洋經商,十八世紀的美國則輸入華工開闢美西鐵路,至今演變成龐大的海外華僑體系。而近百年華人遷徙最顯著的例子便是移居至台灣,台灣是典型的移民據點、遷移的原型,至今台南仍保存典型的移民痕跡。 斯波義信提到,台南其實保存了「境」與「角頭」文化,在中國可能找得到相關文化,但範圍太廣,就算找到也難以推斷時序,不知從何開始也不知何時結束,在研究上稍嫌困難,但台灣從鄭成功到台灣府時期時序明確,至今仍有完整古蹟,對研究者來說甚是難得,台南廟宇林立、是個小而美的城市,斯波義信誇獎「台南至今仍然是一個活的博物館。」 聊起這位日本學者,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黃進興特別提到,斯波義信的研究具有「西方之長」,這項特長便是在於西方社會科學中的精神,凡事實事求是、眼見為憑,「一般歷史學者只做文獻研讀,能走出去做田野調查對研究非常重要,也很難得。」 斯波義信以人類學與民俗學作為研究方式,這種方法在50年代的西方非常活躍,但當年中國對外封鎖,歐美學者被拒於門外,想研究華人文化只能選擇香港與台灣。而現有文獻資料中多為中央行政紀錄,非中央的紀錄如民俗誌、地方誌等紀錄則非常少,「因為沒有相關資料,所以我必需出去看看。」 「我是一個到處去走的學者。」斯波義信說,當年他在台灣南部遇到一位法國社會學家,一個法國人跑到台灣研究道教,為了深入研究,他親自下去宮廟裡做道士,「我覺得這是一個憧憬跟嚮往,做研究不是坐在研究室裡,應該是一種體驗型的研究。在資料跟體驗中取得結論,這是我嚮往的方式。」 「從已經修好的歷史去看,你還是無法理解民間的真相。」然而年紀越來越長,肢體反應跟不上心裡意念,但他還是拿起筆,顫顫巍巍在紙上寫下「胡適」、「白話文」,「胡適提倡白話,跟我們這些歷史學者做民間、民俗研究其實有點相似。」他說,胡適提倡白話文運動,是擺脫文化菁英的劃分,這跟社會研究者要從官方行政史過渡到民俗、民間其實頗為類似,離開官方到民間,才能概括社會。 而和漢字周旋了十幾年,一位日本人究竟如何將古典文學與漢字讀得通透?日本對漢文的尊重能上推至九世紀平安時代,平安京被劃分為左京(洛陽)與右京(長安),沿襲了唐代三省六部制與建築、人文美學,成就了想於當代理解唐朝必需赴日本。 平安時代為了研讀佛經,除了將漢字拆解為平假名與片假名,也一併打造了一套「訓讀」系統,標明一字詞性以及發音,「這是解開古典漢籍的鑰匙,把公式運用到漢文上日本可以讀破所有古典文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能看漢字,能毫無阻礙弄懂中國文獻,也是為何我們能在漢學中出入自由直到今天。」 他隨即又拿起筆在紙上畫方格,在方格邊緣處一一打上記號,一套訓讀講了十幾分鐘,不在意記者是否聽得一頭霧水,他只說現在年輕人不理解,又覺得自己有責任在身,必需介紹給各位。 他說,古典中國的遺產終歸非常美好,現在日本高中生參加大學考試要應考七項科目,其中一門便是漢文。日本當今的教育體系中,漢文仍和古典日文、近代文學並列,日本高中生於漢文課讀史記、論語,漢文始終是必修課,談到教育他隨即放下紙筆,「但台灣現在在吵不要讀漢文,我真是覺得有點生氣,在日本,可是大學考試都需要考漢文。」 斯波義信的學術歷程離不開東京大學,但從東大退休,卻還是選擇走進東洋文庫,於2001年接下東洋文庫理事長,「東洋文庫保存很多重要典籍,我認為這些書不該只是被關在一個房間裡不被一般百姓知道,如果有任何機會可以讓人接觸,我有使命帶領他們進入這個領域。」這是接任理事長時立下的使命。 黃進興提到,斯波義信很有幽默感與使命感,只是年紀高壽但身體還算硬朗。斯波義信則表示,只要還能擔任導覽都會親力而為,他住在東京都外圍的埼玉縣,平日在後院種菜、自耕自食。他跟東京上班族一同搭車通勤,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東京都周邊電車停擺,他為此走了幾小時的路程回家。 近年來圖書館電子化,他說近期想做一套「類書」電子辭典,過去中國的類書一直被重刻、複印,沒道理不能電子化。他召集年輕學者,先從電子檢索系統做起。 黃進興表示,斯波義信成名得早,三十歲那年發表論文便一舉成名,名聲隨即紅到歐美,早些年日本學者比較閉塞,但斯波義信的人與名聲不拘泥於國內,他曾到歐美講學,跟他的研究態度一樣都是行於足下。人生到了耄耋之年,他沒有被社會所遺忘,接觸最新的技術、做電子辭典研發,他像是保存明治維新以來得力於陽明學的精神-知行合一。 也許是大江南北走慣了,談起出門一事,斯波義信說,他這幾天將出發至阿里山,也是本次來台提出的唯一個人行程,原因竟然是想去阿里山看樹。 那年,斯波義信的祖父是森林研究者,特別至阿里山做樹木探勘,「祖父回來跟我分享,阿里山有很多樹種在日本看不到、很值得一去,我一直記得這句話,有時間的話,我還是想去阿里山看看。」 ※【 NOWnews 今日新聞 】提醒您 吸菸會導致肺癌、心臟血管疾病,未滿18歲不得吸菸!※

影/天份不值錢 專訪唐獎漢學獎得主宇文所安(下)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持「中華人文經典文庫」,當年他一人翻譯了千首杜甫詩被學界譽為不可能的任務。他說,喜歡的詩人很多,但就是特別鍾情於杜甫,為何翻譯杜詩,部分原因是在於想改變外界對杜甫詩的面目。 外界看杜甫,多覺得他眉頭深鎖、成天憂國憂民,是個非常「儒家」的詩人,「很多杜甫全集只收集他的一個面向,但有另外的杜甫,譬如有喜歡吃飯的杜甫。」 過去寫詩是文人活動,杜甫卻曾幫自己的僕人寫詩,他在詩中提到酸菜、豆瓣醬,也曾寫到烏骨雞,杜甫其實是個會開玩笑、非常立體的詩人。 「現在沒什麼人想學中國古典文學,覺得無趣,還是有很有意思的中國文學,但有些當權者只想要儒家觀念。」課本寫的全是儒家思想,但中國文學不會只有儒家。 教育像是濾鏡,濾鏡底下只有扁平化的詩人,傳統教育告訴學生應該用什麼方式看待詩人,「但我沒有受過這樣的教育,也許可以看到得更多。」是一種旁觀者清的姿態。 也許是看得太遠、太深,中研院院士王德威和宇文所安在哈佛大學同事多年,他形容宇文所安有種敏銳的感悟、一種靈犀,「明知道有時代跟東西文化的隔閡但他就是能夠跨越,我也說不上來,但我同樣做文學也只能佩服。」王德威表示,文學需要審美向度,宇文所安正是一位有詩人氣質的學者,用西方式的感性角度討論中國文學,加上見人所未見,也是一種難得的天賦。 要論天賦,宇文所安不曾缺乏,二十來歲當上耶魯大學教授,在當代足夠讓人稱羨,外界稱他是人文學科裡難得的天才,他說父親曾經告誡他:「天份很廉價(cheap)。」 「有天份的人很多,所以天份並不值錢。但那些有天賦並且努力讓它展現的人其實很少,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而非擁有多少天份。」 比起學術天才這種美譽,宇文所安認為自己是工匠,「米開朗基羅在雕刻時看著一塊石頭,想著裡面有什麼、我該如何讓它展現,這和我看待詩與散文很像,我想解析出裡頭到底要告訴我什麼寓意。」 他又自比像考古學家,散落一地的古代遺緒受到塗抹與污損,只是看不出原貌的斷片,也像乘載過多解釋的文學作品,但只要慢慢地擦拭、拼湊,總會散發出屬於那個時代的光輝。 若要問漢學真為人生帶來了什麼,宇文所安表示,很多人認為他是西方學者、受西方價值影響,但人看待世界的觀點取決於讀了什麼、身處在何種環境,「我不能說我是個西方學者,也不確定是不是東方學者。因此,我們總是在改變,我們不是被困在某個思維裡。我們能獲得的,就是用不一樣的價值觀去看待這個世界。」 話說,宇文所安今年四月於哈佛大學退休,百位東西方學者匯集於一堂,祝賀這位學者的人生歷程邁入下個階段。這是他退休後首次訪台,最近他跟助理一同逛書店,說三十年前台灣保存了中國傳統文化,這幾年卻發現書店架上關於中國文學的書籍似乎變少了。而他對台北的概念仍是那幾間大學,台大與台師大,出了學術圈,問他是否自己搭車出去玩,他顯得有些茫然。 王德威笑說,宇文所安今年退休但其實無時無刻都在做研究、是將生活跟學術結合,但說到底,他又不是那種閉塞、高不可攀的學究,校園裡的宇文所安時常抽著菸斗,幽默又平易近人,採訪拍照時他則主動拉開貴賓室的窗簾,想坐進葫蘆型的窗櫺裡。 這麼多年怎麼於生活中找尋靈感,他笑著說,「這是一個需要靈感才能回答的問題,我不知道,你沒辦法控制,他自己會來找你。」當年翻譯杜甫詩也需要靈感,靈光乍現就當作是上帝的餽贈,若要說有什麼找尋靈感的儀式,他說靈感的夥伴是煙斗,但近期他把煙斗給戒了、靈感斷了來源,「我現在很想念我的煙斗。」 他是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美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現在又多了個唐獎得主頭銜,寫散文、做翻譯與研究,幽默與認真並存,問他想以什麼身份被後人記住,他反問,「這是不是跟王維一樣只能被記住一件事呢?」 他嘆了口氣,說最早以前其實想當詩人,後來發現自己寫的詩不怎樣,改寫散文大家卻覺得不錯,摯愛是文學創作但也喜歡教書,「也許人不會只有一個面向吧。」他用自己的研究角度看待人生,想像那些和他在案頭前相處了大半輩子的文學家,以更多變的樣貌讓後人認識。

當傳統不再是永恆 專訪唐獎漢學獎得主宇文所安(上)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對著鏡頭,大家都想聽他讀唐詩,好奇一位外籍學者怎麼讀出中文詩的韻律。他讀李後主虞美人,「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讀來全不費勁,倒有一種行雲流水的奧妙。 「那時聽他讀詩我心裡就爆出一串笑聲,這不是負面批評,是他又把我帶回若干年前的課堂上。」中研院文哲研究所所長胡曉真形容,宇文所安勞心勞力只為了在研究中尋找樂趣,「如果不覺得好玩又怎能做下去?我誠實地說,他在課堂上永遠都是have fun,他會講出很新穎的角度,我們像被唬得一愣一愣。」 宇文所安的確像個頑童,前幾天的記者會上,面對記者三番兩次提問如何在翻譯詩中保存原文音節與原意,他說要不失味只有一個祕訣-不翻譯。不翻譯就不會有後續煩惱,翻譯必有遺落但總比原地踏步好。宇文所安的回答自有黠慧,身為譯者,他只是欣然接受了翻譯必然帶來的缺憾。 面對外界老愛追著他問翻譯,大家想看到一個孜孜不倦、對翻譯中國古典文學有燒不完熱情的宇文所安,他卻說自己花了七、八年翻譯近1400首杜甫詩已經不想再碰翻譯,「我已經受夠啦!」乍聽之下不免有點言重,讓人懷疑這位深耕翻譯的老學者莫非真的厭惡起翻譯了? 宇文所安之於中國古典詩翻譯像是平地一聲響雷,但談起翻譯成就他還是露出苦笑,「我真的是做得太多了,現在只想專注於寫作。我以前翻譯杜甫詩覺得特別有意思,五年以後還算有意思,再往上加三年,已經覺得完全沒意思了,我只想著快點結束。」和喜歡的作者纏鬥八年,甜蜜終究和著苦澀。 翻譯終歸是一把最易取得的鑰匙,宇文所安十四歲那年接觸到中文詩也是得力於翻譯,「我高中時候讀拉丁語、希臘語,那時候沒人會想到去讀中國古典文籍。」 「我母親是醫生,父親是物理學家,但他們喜歡人文。」宇文所安回憶,1960年代他正要上大學,父母問他究竟喜歡讀什麼,他們會放手讓他去嘗試。當年美國大學生首選第一外語是西班牙語,那時後中國正在文革,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少之又少,中文實在談不上熱門,選了一條過於冷僻的路,宇文所安說,「我大學畢業時,我爸問我媽,你願意一輩子支持他嗎?」 那年頭沒有中文熱,讀中文形同前景黯淡,但身為過來人,宇文所安氣定神閒,「如果能把一件事情做好,你總會有出路。」他打個比方,選自己所愛便能把事情做到臻於完美;選父母強加的興趣或目標,最好的結果可能也只是平庸。 如果要說學者生涯有沒有一套可循的公式,他卻說學者這條路不是一種選擇,也從來沒有規劃,「這就是我喜歡的,忽然我就變成了學者。」 「我要強調,因為興趣我才去做,不喜歡就不免強,要不然你到四十歲特別不高興啊,後悔自己竟然浪費四十年。」一路當上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講座教授,職涯只是源於喜歡,起心動念付諸行動便產生了結果,用東方思維來理解,也許所有了不起的成就也只是意外的機緣。 「我們較少專注於過程,而是關心結論,如果一直想從中獲取、得到認可,那事情就可能變得困難。」困難源於心境上的感受,跟怎麼面對事情有關。宇文所安強調,值得被關注的是所做何事、做了什麼,而非強求一定要達成什麼目標(getting somewhere)。當代很多人都是「結果論」者( consequentialism),想要當學者或出人頭地,但過分關心結果而忘卻過程只會把生活變得很無聊。 「有些學生常有些問題,覺得努力讀書就可以上好中學,在中學努力就能上好的高中,在高中努力用功就能上好大學,大學努力就能拿好學位,之後找到讓人稱羨的好工作,升遷之後能買好車跟大房子,你存了一大筆錢退休,你退休之後就死了。」 宇文所安笑說,「這就是結果論,這樣的人生有什麼意思呢。」 大半人生投身於職教,他說當年二十歲時讀詩讀不出意思,直到三十歲才有了更深一層的況味,讀詩這回事隨著年齡會有新的看法跟啟發,「你永遠會在詩中找到新的東西,足以啟發你的人生。」做研究永遠不無聊。 當上教授後他告訴學生該讀什麼,讀一位作者的作品要讀出別人看不見的一面,讀者多在王維的詩中找禪意,而王維當上宰相卻用了孟城「坳」這樣略為低俗的用字,宇文所安笑說,「王維其實是個壞小子呢。」 「有個學生問我為什麼必需讀《輞川集》而不是讀《名篇》。我問他,名篇是什麼時候誕生的?一星期後他回來告訴我是在明朝才誕生的。所以這不是傳統,這是兩三百年內才誕生的東西。」 明清時代的王維和當代需求有關,也許王維也被賦予了一種意識型態,「你必需讀全部,才能真正趨近於他的人。」 學者跟讀者卻傾向將詩人分類,杜甫是詩史、王維是詩佛,「但韓愈嘛,我不愛看他的詩。哈哈。」他笑說李賀又是個比較不幸的例子,處於晚唐時代,輪到他的時候就只剩下「鬼」這個字可以用。 「很多人相信我們是在找一種永遠不變的真實(fact),但做研究久了,這些解釋都會隨著時代有所改變。」他說自己最討厭的詞叫「傳統」,用一個詞將人說死並不公平,「我們只能說那是『傳』,但不是永恆(forever)。」 「我們和過去的關係都很豐富,但如果把過去當一件牢不可破的事你就會失敗。」 歷史一層一層堆疊而起,直到當今歷史已經是種權威,但宇文所安說面對傳統跟歷史最重要的在於通變,「通才能夠變,我們不能只保存文學,只保存它就會死去。」

享譽國內外的蚊子博士 連日清對蚊蟲的癡迷與愛戀

高齡92歲的連日清是享譽國內外的蚊子博士,外國學術界稱他「蚊人」(Mosquito Man),全世界的蚊子有三千多種,台灣約有140種,由連日清發現並命名的就高達28種。 從小就和蚊子結下不解之緣,一生致力於蚊蟲研究的他,不僅發現多款新種,1955年投入防瘧工作後,台灣在1965年被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成為全世界第一個「瘧疾根除國」,甚至因為他協助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防治瘧疾工作有功,該國總統還在聯合國發言時替我國出聲,要求承認台灣。 對蚊子瞭若指掌 一早氣喘吁吁地爬上位於五樓的連家公寓,開門迎接的就是連日清本人。硬朗的身子和宏亮的嗓音,讓人難以相信他已經92歲,原以為會看見許多蚊蟲,沒想到室內一塵不染,空氣中散布防蟲的樟腦味,裡面擺滿各種蚊子、蝴蝶、獨角仙等蚊蟲標本的盒子,只留下一條小走道供人行走。 才剛坐下,連日清就指著桌上的盒子笑說:「你看看裡面裝什麼?」一打開不禁讓人驚呼,裡面放滿各種蚊子標本,不只有在台灣捕捉的,還有他到聖多美普林西比特地收藏的,其中令人最印象深刻的是台灣區,比一般蚊子大上十倍的金腹巨蚊和紫色巨蚊,只是隨口一問,就好像開啟了連日清的故事開關,「這個的幼蟲吃孑孓喔,長大後不吸血吃花蜜……。」連日清滿臉笑意地開始講解每一種蚊子的特性,如同親眼看著牠們長大的慈祥父親。 ▲連日清家裡擺滿蚊子標本,每一個種類都清楚地標上記號。(圖/記者汪瑋琪攝) ▲連日清家裡擺滿了蚊蟲標本,每一個都是他的心血結晶。(圖/記者汪瑋琪攝) 從打字員和蚊子結下此生的緣分 若要說連日清與蚊子結下的緣,得從他到帝國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當臨時雇員說起。 由於家境困頓,連日清經由學校介紹到台北帝國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熱帶病學科擔任臨時工,後來昆蟲研究室主任大森南三郎教授要求他擔任英文打字員,每天早上大森南三郎都會和民間、軍方專家上課,了解蚊子和瘧疾的資訊,為了不讓打字聲干擾,大森南三郎特別叮嚀連日清在上課時不要打,但也提醒他不要浪費時間打瞌睡,要仔細聽他們交談,小時候過耳不忘的他,暗自把所有資訊記下來,久而久之對蚊子和瘧疾便有了深刻的了解。 有一次大森南三郎出差去印尼,農業試驗所調來一個代理主任,要求他幫忙打英文論文,結束後他發現沒事做,主動要求練習鑑定瘧疾幼蟲玻片標本,代理主任給他十片,鑑定結束後測驗結果全數正確,驚呆了代理主任,不可置信地又再給連日清十片,並親自站在旁邊監督,結果又全對,等到大森南三郎回來後,代理主任迫不及待地上報此事,於是他立刻被要求一同研究蚊子。 重視瘧疾的軍方為了讓連日清心無旁騖地研究,特地雇用十個小學生幫忙抓蚊子、打掃環境,「我覺得很有意思,心想我一定要搞好。」於是他遵照大森南三郎指示,每周到水池舀一百下水採集蚊子幼蟲,有一次他發現一種蚊子紅紅的,跟其他蚊子不一樣,非常特別,興奮地跑去問大森南三郎,結果大森南三郎說自己也不懂,要他去書櫃找圖鑑,對了許久終於對出來,就是現在的呂宋妙蚊,而這一隻蚊子帶給他的有趣經驗更是讓他下定決心「要做瘧蚊以外的蚊子專家」。 ▲連日清擔任英文打字員時,每天聽蚊子和瘧疾有關的課,培養他許多相關知識。(圖/記者汪瑋琪攝) 為了蚊子棄高薪、奉獻血液 為了搜集蚊子,連日清跑遍全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後,他隨即被徵召預備軍官訓練,利用在嘉義、台南、高雄分別受訓八個月的時間搜集蚊子,退伍後他甚至放棄翻譯官的高薪,跑到薪水只剩四分之一的屏東潮州台灣省瘧疾研究所研究蚊子。 不只如此,為了發表新種,他甚至貢獻自己的血,讓蚊子貼在他的腳上吸血,就連太太被蚊子叮,他也是緊張地先叫太太別打,讓他用吸管抓蚊子,他調皮地笑說:「我發表新種都是有代價的耶!」 談到此處,他又興沖沖地說起了另一個難忘的故事。 連日清不只是蚊子專家,更是小黑蚊分類專家,至於開啟他研究小黑蚊的契機,竟是前總統蔣經國。「蔣經國到花蓮去,被叮得哇哇叫,所以他要求台灣省衛生處想辦法研究,最後這件事就落到我身上,我就做了。」為了研究小黑蚊,他勤跑圖書館影印資料,一筆一筆調出小黑蚊的資訊,熟到每一本書的位置,資料在哪一頁都記得一清二楚。 ▲連日清為了養蚊子會特地捲起褲管,讓蚊子吸他的血。(圖/記者汪瑋琪攝) 以成功的「蚊子外交」替台灣發聲 對蚊子研究十分透徹的連日清,66歲退休後仍樂此不疲地投入防疫工作,把台灣的經驗帶到南美的玻利維亞和西非的聖多美普林西比。 為了幫助國外抑制瘧疾,他攜家帶眷,和太太、兒子一同住在南美四年,當時的他是醫學昆蟲團長,為了親自教學生、寫報告,他捨棄翻譯人員,自學西班牙文,至今他仍驕傲地數著:「我會日文、中文、台語、英文和西班牙文。」 說到國外的防疫經驗,連日清印象最深、最難以忘懷的絕對是西非的聖多美普林西比,光從他貼滿整面牆的照片就能略知一二,若再細問,他又能搬出人生中最引以為傲的故事。 當年聖多美普林西比的小島,因為瘧疾醫院住滿了病患,連日清以過去在台灣的經驗,不用一般的DDT殺蟲劑,而是改用另一款亞滅寧,三個月後瘧疾防疫成功,醫院變得空蕩蕩,國際媒體爭相報導,「當時我們大使館的秘書說,他們藥廠準備要告我,因為我害他們的藥賣不出去。」連日清忍不住哈哈大笑,滿是得意地跟我們分享。 不只如此,這漂亮的一仗,甚至還讓聖多美普林西比有國父之稱的總統賓多(Manuel Pinto da Costa)因為感謝連日清,在聯合國發表演講表達感謝,甚至要聯合國承認台灣,外交部也因此頒贈「特種外交獎章」及「外交之友貢獻獎」給連日清。然而,才過一周聖國礙於政治壓力宣布跟台灣斷交,談到這,連日清不禁氣得碎念:「現在大陸開會邀請我去演講,我都沒理他。」 ▲連日清到聖多美普林西比成功抗瘧,甚至讓該國總統為台灣發聲。(圖/記者汪瑋琪攝) 連日清此生對蚊子的愛戀 連日清致力於蚊子研究,這個喜好也連帶影響到他的女兒連秀美,大學考上台大昆蟲系,畢業後直奔美國深入鑽研。有一次連秀美非常想家,跟教授提出暑假想要回國的事,教授知道連日清對蚊子相當有研究,表示她必須帶台灣蚊子回美國才能放行,於是連日清搜集材料,在信封內放了四五種斑蚊的卵讓連秀美繳交作業,不僅幫助女兒發表新種,也順利讓她返鄉陪伴父母,只可惜連秀美後來因為生病,無法繼續攻讀博士。 回想往事種種,連日清不禁語氣高昂,滿足地說:「我自己回想過去都嚇一跳,覺得我做得太厲害了。」儘管現在他的體力不如以往,但是仍努力地研究蚊子,桌上依然疊滿了各種文獻資料。 除此之外,他也努力地將自身所學傳授出去,家中一箱箱蚊子標本都是他準備捐給大學,讓學子們有足夠的資源了解蚊子,面對這一箱箱心血結晶全都要捐出去,「不會捨不得嗎?」連日清頓了頓,隨即笑說:「再搜集就有了啊!」 其實連日清說得也沒錯,就算已經高齡92歲,他還是會利用早上到保安宮唱歌的時間補捉蚊子。整個訪談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連日清帶著愉快又自信的語氣說:「我要活到120歲,因為很多事情還沒研究完。」這份對蚊子的熱愛讓他的人生多采多姿且充滿希望。 ▲連日清家中堆滿了書籍,至今仍努力研究蚊子。(圖/記者汪瑋琪攝) ▲連日清的女兒連秀美,受到爸爸的影響,就讀台大昆蟲系,甚至到美國攻讀碩士。   《今日觀點》開拓不同的視野:https://sight.nownews.com/

影/如何讓新人都搶著指定你? 婚禮主持人夯爆的祕訣

婚禮主持人收費要價不菲,往往被視為賺錢的行業,不過這筆錢賺得可不輕鬆。「婚禮主持人就像舞台的綠葉」今年的好日子早已全部滿檔、擁有七年經驗的資深婚禮主持人小月精準地描繪出這行的工作樣態,如何利用自己好好襯托花朵?靠的是持續不斷的練習和進修。 林月表示,結婚是人生大事,婚禮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不但要克服上台面對人群的恐懼,私下還得背稿練習、模擬現場狀況,因此相對高壓;因為不能出差錯,更考驗主持人的細心與反應能力。 小月建議對婚禮主持有興趣的人,千萬不能閉門造車只在家學習,一定要站在舞台上大量練習才能避免怯場,忙碌之餘還要多利用空檔進修,讓自己有源源不絕的靈感,面對不同類型的客人才能輕鬆應對。 至於如何讓自己站上舞台,她以過來人的身分建議,可以先到婚宴會館應徵,雖然工作忙碌,但短時間內絕對可以累積許多經驗和作品,從中不僅可以了解自己適不適合這個行業,對於未來自行接案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除此之外,小月說,當婚禮主持人「眼色」要好,若沒注意到一個小細節,就會毀了新郎新娘愉悅的心情。她舉例:「文定儀式裡,要點交聘禮,放了一百萬當大聘,但新人不想讓大家知道,你就要避免說出口,又或者新人不打算生小孩,在婚禮時千萬不要說早生貴子。」 眉眉角角沒注意,一旦出錯就會造成無法挽救的局面,因此「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絕對是婚禮主持人不可少的技能,而如何在第一次見面訪談就讓新人對你吐露內心想法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侃侃而談說來簡單,做起來卻難,若沒有十足的親和力,以及豐富的話題,很難輕易突破對方的心房。對此,小月建議,要讓自己變成一個好用的工具,持續閱讀、多看書、吸收網路最新流行資訊和用語,都能讓你在面對不同客群的新人時,輕易找到對方有興趣的話題深聊,不至於有冷場的狀況發生。 為了增進自己在舞台上流暢性,小月還報名舞台劇課程,同樣也能幫助自己在主持時更加流暢自然。 婚禮主持人的工作利器就是嘴,看似毫無成本,其實要投入的費用也不少。為了提升實力,買書、上課費用不可省,若是服務到高端的客人,出席隆重的婚禮場合時,端莊的衣服也不可或缺,費用其實相當可觀。 好在該行收入並不侷限於婚禮主持,若經驗豐富也能接案擔任活動主持人,甚至可以對外授課,抑或是學習當婚顧籌備婚禮,收入來源其實十分廣泛。 結婚需要一大筆費用,在薪資低迷的環境下,越來越多新人傾向登記結婚,取消宴客環節,直接衝擊婚禮主持業,導致案量迅速下滑,不少業者紛紛倒閉,「從去年開始,越來越多人放棄這個工作。」小月無奈地說,雖然她在景氣極差的環境下突破重圍,行程依舊滿檔,但是小月仍保持警覺心,積極開拓市場,「困難一定會遇到,發現狀況就要做調整,不能只站在原地。」也因此她積極發展業務,不只提供新人婚紗租借服務,還推出樂團服務和婚禮小物,搶攻精緻派對婚禮。 對於未來想從事婚禮主持業的人,小月再三提醒這一行賺錢不易,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定位,積極行銷包裝自己,才能從茫茫人海中脫穎而出,長遠順利地走下去。 https://youtu.be/nZIOYNYPxQM

唯一勇奪世界攝影獎的台灣人 他自學拍照捕捉海底美景

海洋是神祕的水中世界,我們所看到的海洋景色全靠海底攝影師,耗費無數精力和時間,用鏡頭一一記錄下的珍貴畫面。5年前吳永森為了和家人分享自己在海裡看到的一景一物,開始自學水中攝影,每天瘋狂摸索練習,「別人拍一千次,我就拍一萬次。」以堅強的毅力土法煉鋼,一步一步慢慢地找到拍攝訣竅。 透過拍照,吳永森認識越來越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好友建議下,他鼓起勇氣報名比賽,至今共拿了四十幾個大獎,今年參加世界上備受推崇的自然攝影比賽之一的「Windland Smith Rice國際最佳自然攝影獎」,更是奪得水中攝影組亞洲限定第一名及無限定組的榮譽獎,此次佳績不禁讓他忍不住興奮地一次又一次和我們分享。 目前42歲的吳永森現居越南,年紀輕輕的他事業有成,早已處於退休狀態,笑說自己「時間太多,多到發慌。」2012年他決定利用潛水打發時間,回家或是跟朋友聚餐時,他總忍不住想和老婆或朋友分享在海底看見的有趣事物,可惜無法親眼所見,總是難以形容,於是他決定用相機拍下每一幕畫面,讓親近的人都能和他一樣享受海底驚奇。 剛開始他先買了台傻瓜相機,一一記錄海底生物,也會在Facebook搜尋其他海底攝影師的作品,看著看著他開始覺得自己的作品和別人差很多,不禁好奇「他們怎麼辦到的?」雖然有疑問,但是找遍網路沒有相關課程,身邊也沒有朋友可以詢問,於是他決定土法煉鋼,瘋狂拍照一步步找尋拍攝技巧。 不過事情沒想像中順利,少了老師指導,一切都得自行摸索,進步緩慢難免讓他內心產生挫敗感,「當你看到的照片越多,就會覺得跟別人差距越大。」於是他更勤加練習,幾乎天天下水,從錯誤中找到對的方法,總算找到拍攝竅門。我們不禁好奇,面對如此艱辛的過程,難道從沒想過要放棄?他毫不猶豫地說:「沒想過!我相信別人做得到,沒有理由我做不到。」 水中攝影近六年經歷的吳永森,總共用掉約5600個氣瓶,印象最深的攝影經驗,是在印尼蘭碧島上拍攝火焰花枝破蛋成功的樣子。 火焰花枝身體保護色像火,透過鮮豔顏色警告敵人有毒,身體大小約一個拳頭大,產卵季節時隨處可見一顆顆晶瑩剔透的蛋,某次他聽到攝影朋友說,很少人成功拍到火焰花枝破蛋的樣子,立刻燃起他的鬥志,買了單程機票跑到蘭碧島,至於回程機票呢?他大笑說:「我不知道會拍到何時,所以沒辦法買。」 到了藍碧島後,他規畫拍到身體一半在卵裡面,一半在外面的火焰花枝,許多人都告訴他不可能辦到,他仍不為所動,執意架好相機,一天耗盡四支氣瓶,終於在第三天拍到一張破蛋的照片,可惜畫面並非他預想的完美,於是他又繼續等,最後終於拍到理想照片,沒想到上岸第一句話不是好開心、我終於做到了,而是感動地跟潛水導遊說:「我可以去買回程機票了。」這張難能可貴的照片最後被他拿去參賽,順利得到第二名獎項。 愛上水中拍攝的吳永森,特地飛到菲律賓、馬爾地夫、馬來西亞潛水,可說是跑遍東南亞,從中也認識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次朋友突然提議:「要不要去比賽看看?」由於他從零開始,沒有經過專業訓練,沒有自信,總懷疑自己「我真的可以做到?」猶豫許久後在朋友鼓勵下參賽,沒想到一戰勇奪第一名,讓他驚呆了,不可思議地喃喃自語:「這真的是我?」 這份鼓勵讓他踏上比賽之路,至今得過四十幾個第一名或第二名大大小小的獎項,今年參加全世界備受推崇的自然攝影比賽之一的「Windland Smith Rice國際最佳自然攝影獎」,更奪得水中攝影組亞洲限定第一名及無限定組的榮譽獎,獲得在知名的美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展出作品一年的殊榮,加上他和他的徒弟是無限定組唯二得獎的亞洲人,讓他忍不住開心地一次又一次分享喜悅之情。 每個國家特有的海底生物和景色不同,加上潛水裝備和拍攝器材,水中攝影可說是相當昂貴的興趣,我們不禁好奇這五、六年的花費金額,吳永森尷尬地回說:「花費完全不敢回想,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 談到潛水風險,他認為不是鯊魚,而是裝備出問題和海底氣流,他曾遇過爆管導致空氣外露,在海裡遇到上升流、下降流跟像龍捲風似的洗衣機流,還好都有驚無險地脫困。吳永森表示,每一種情況都有脫困方法,攝影師們平常會互相討論,前提是一定要保持冷靜,不可以慌了手腳,以免把自己陷入更危險的處境。 雖然潛水有無數危及生命的風險,但他仍舊熱愛海底攝影,也感謝海洋讓他更懂得如何靠自己解決問題,未來他希望能到寒冷的北極拍北極熊、獨角鯨,也希望在得獎名單的國籍上冠上中華民國,而非中國台灣,增加台灣在海底攝影這塊領域的能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