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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向民眾解釋何以政府對第一個終戰十週年紀念保持緘默，當時的西德國會議長（Bundestagspräsident）Eugen Gerstenmaier 還特別利用艾德諾總理前來國會報告「巴黎合約」正式生效的機會，向國人說明，與其思考5月8日該怎麼過，不如好好看重5月5日：「因為德國人在1933年失去了法律可以提供的安全保障，在專制獨裁政權下，同時也失去了心靈自由。數年之後，也就是在1945年5月8日這一天，德國人還失去外在環境架構可以提供的自由。」表面上來看，西德好像擺脫了英美法三強的控管，也迎回最後一批戰俘返家；但實際上，當時西德政壇大家心知肚明，西德之所以能在冷戰高峰時刻重拾主權、並被允許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拿出來做交換的，正是以全力配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需求為最高指導原則，至於西德究竟可以民主化到什麼程度，毫不重要。
1955年5月 11日出刊的《明鏡週刊》（Der Spiegel）便清楚指出，艾德諾總理在5月5日那天興高采烈到國會作報告，但卻出乎他個人意外地面對了寥寥可數出席者的冷淡場面。他最後只好悻悻然回到自己的總理府，宣布那天是「重拾主權日」。
西德社會對納粹罪責的認知，隨著艾德諾執政越久，越走向集體沉默。然而，如此自甘於沉淪在深不見底的沉默迷宮，也間接讓人看出，納粹時代德國人涉入希特勒政權所做種種罪行的規模的確不容小覷。
1961年耶路撒冷舉行審判負責起草「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 "Final Solution"）的納粹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庭。以色列能順利逮捕到躲藏在阿根廷的艾希曼，主要歸功於當時任職於西德Hessen邦的檢察總長弗利茨．包爾（Fritz Bauer, 1903-1968，即改編史實的電影《大審判家》主角）所提供的重要線報。包爾的雙親都是猶太人，但他自己是無神論者。他從年輕時，就非常關心政治，並於1920年加入社民黨（SPD）。1933年他參與全國大罷工，結果被送進賀依貝格（Heuberg）集中營八個月，接著再被送到戰俘營監禁，直到那年底才獲得釋放。隨著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日增，他先移民到丹麥，後來又移民到瑞典與Willy Brandt一起辦雜誌，從事反希特勒運動。1949年，包爾重新入籍西德，開始在司法界擔任主管工作。1956年他受邀擔任Hessen邦檢察總長（Generalstaatsanwalt），工作地點在法蘭克福。就是在他積極運籌帷幄下，法蘭克福緊接著耶路撒冷大審判之後，也於1963年12月20日至 1965年8月20日展開審判奧許維茨（Auschwitz）集中營納粹戰犯的重要工作。
換言之，讓耶路撒冷與法蘭克福大審可以順利上路，背後真正的靈魂人物是同一人：弗利茨．包爾。然而，1965年，當第二十個終戰週年紀念來臨時，法蘭克福納粹審判尚在進行中，西德聯邦政府對此卻沒有做出任何回應。前一天（5月7日），總統Heinrich Lübke在慶祝漢堡商會（Handelskammer）成立三百週年的致詞上，也完全不提二戰與納粹大屠殺；取而代之的，卻是抱怨老百姓將祖國之愛與鄉土之情視為無物。
在這樣強烈反差的政治氛圍裡，大學生紛紛上街示威，表達對執政當局以政治威權阻撓轉型正義工程開展的強烈不滿；他們也高度質疑、批判父祖輩在二戰期間的不當作為。映照著政治高層對納粹過往的噤聲不語、甚至懷有相當強烈的防衛心理，大學生的抗議活動最終釀成了激烈且為時超過十年的「六八學運」。
「六八學運」帶來的壓力，終於讓西德政治有了改弦易轍的契機。1970年，溫和左派社民黨（SPD）得到戰後第一次執政的機會，由Willy Brandt出任總理，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出任總統。當年5月6日，海涅曼總統對駐西德的外交使節團發表演講，主動提及德國在納粹時期所犯的罪責；並認為，德國人不應一直只知沉浸在對自己失喪的悼念中，而應學習如何邁向和解。兩天後，西德國會第一次舉行紀念5月8日終戰的官方儀式。
此外，更引起全球注目的是，當年12月7 日總理Willy Brandt 到波蘭華沙猶太區的陣亡將士紀念碑（Getto-Ehrenmal）前致敬時，突然雙膝跪下，以最卑微的姿態代表德國致歉（德文常稱為「華沙之跪」，"Kniefall von Warschau"）。Willy Brandt這一跪，不僅具體跨出西德政府為納粹暴行公開認錯的第一步，27 也打造了德波兩國邁向和解的里程碑。更重要的是，這一跪為西德政治樹立了以「道歉認錯」的政策方針來概括承受納粹罪責的不變方向。
不管是海涅曼還是Willy Brandt，他們會奮力跳脫艾德諾的保守路線，重新對5月8日賦予深遠歷史意義，都是有跡可循的。海涅曼在納粹時代便參加了反希特勒的新教抗議組織「告白教會」（die Bekennende Kirche）；Brandt則在希特勒掌權後，逃到挪威、瑞典，積極從事反抗運動。
1975年5月6日，在終戰三十週年紀念的前兩天，面對當時西德赤軍連（RAF）一再用激進暴力與謀殺挑戰政府公權力，嚴重造成社會動盪不安之際，西德總統雪爾（Walter Scheel）在波昂的宮廷教堂（Schlosskirche）對駐西德外交使節團講話時，首次從5月8日是德國人「自省的時刻」（Augenblick der Selbstprüfung）這個角度，重新詮釋過去東德所說的「終戰紀念日就是解放日（Tag der Befreiung）」。
雪爾總統的談話，當然不是指西方盟軍投入二戰的目的，是為了解放德國。然而，作為國家最高元首，他希望從二戰戰火走過來的老一輩，能放下長年蟠踞於心的國族主義，學習超越霍伊斯所說的那種糾結的「高度悲劇性與值得高度質疑的歷史弔詭性」；轉而好好認知5月8日是「將我們從那個由戰爭、謀殺、奴役、與野蠻構築的恐怖桎梏中解放出來。因為終戰，我們才終於能重新大口呼吸。但是我們忘不了，這個解放是外力帶給我們的；因為德國人自己並沒有能力甩開這個枷鎖，以至於在希特勒從歷史舞台消失前，我們竟然把半個世界毀掉了。」
雪爾總統稱1933至1945間的德國歷史，是「一整個世代搞砸了」（das Versagen einer ganzen Generation）。他期待，當時德國世代之間的衝突能化解；老一輩應讓年輕世代在比較民主開放的社會裡，有更多機會追求「自由、法治與非暴力」。然而，這麼有開創性的談話卻因反對黨作梗，當時難以在社會上激起廣泛共鳴。這個狀況也深切反映出，西德當時保守派與自由派之間的拉扯，仍相當緊張。雖然Willy Brandt下跪道歉認錯了，但是，除了國際與國內舉行的審判庭對納粹戰犯進行司法裁決外，德國社會內部對於加害者與共謀者的認定，大多數人還是選擇避而不談。
1985年紀念終戰四十週年，當時執政的保守黨基督教民主黨（CDU）鄭重邀請了美國雷根總統（Ronald Regan）前來參加紀念活動。沒想到，卻因此爆發了所謂的「比特堡事件」。
1985年5月5日，雷根先由西德總理柯爾（Helmut Kohl）陪同到西德西南部小鎮比特堡（Bitburg）附近的軍人公墓獻花。此舉引發強烈爭議的原因是，這個公墓不僅埋葬了一般德軍，同時也埋葬了49位納粹武裝黨衛隊成員（Waffen SS）。換言之，柯爾企圖將「戰勝國」與「戰敗國」、「罹難者」與「加害者」擺在同一個籃子裡，以模糊所有界線的方式，暗渡德國人也是二戰受害者的思維。此舉在美國及西德立即遭到強力抨擊，讓一九六○年代中期以來西德展開轉型正義工作的誠意遭受嚴重質疑。兩位保守的右派政治領袖彷彿攜手要一起讓納粹還魂。對於好不容易走出六八學運與赤軍連恐怖攻擊創傷的西德，柯爾與雷根的舉動，並非希望民主走向體制內常軌運作的西德國民所樂見。
面對國內外接踵而來的質疑與撻伐，西德總統理查．魏茨克（Richard von Weizäcker）遂於5月8日用心發表了足以名留青史的〈紀念歐洲終戰四十週年國會紀念演說〉，為德國轉型正義精神立下了無可取代的里程碑定義。為了這場演講，他請當年為雪爾總統擬稿的文膽Michael Engelhard幫忙。因此這場演講不僅連結到雪爾總統十年前所言的「終戰紀念日就是解放日」之思維，並且進一步加以闡揚、昇華。
魏茨克總統首先提到，對許多國家而言，5月8日是「勝利日」；但德國人則應自行尋繹出如何真實面對歷史的尺度，既不美化、也不偏不倚。他說，對5月8日有切身經歷的人而言，回想起這一天，每個人內心都會有很深的感觸，但每個人的感受卻不盡相同。無論如何，這一天對德國人而言，應該具有以下的意義：第一，這是歷史記憶的一天（Tag der Erinnerrung），要記得有那麼多人受苦受難。第二，這是反省的一天（Tag des Nachdenkens），應該反省德國歷史走過的路。德國人越誠實面對過往的歷史，德國人的心靈就越自由；而且也會更清楚，該如何負起在二戰期間所造成的重大傷亡。第三，這是「解放日」（Tag der Befreiung），因為在這一天，德國人從納粹踐踏人性的獨裁體制裡被解放出來，終於有機會迷途知返，重新踏上正途。
接下來，魏茨克總統解釋何謂「歷史記憶」。他說，所謂「歷史記憶」是以最極致的誠實與潔淨之心來紀念一個歷史事件，而且能將這樣的紀念內化為自己生命真實的一部分。如何能夠做得到呢？這有賴大家願意以最大的誠意將發生過的事情當真來面對。德國對二戰歷史記憶要紀念的對象包括：猶太受難者，蘇俄、波蘭還有其他各國的受難者（包括德國同胞），辛提人與羅姆人（Sinti and Roma，即過去所稱的吉普賽人，見頁189），同性戀受難者，精神障礙受難者，因為宗教與政治原因受迫害的人，起來抗暴的人，還有那些雖然沒有積極抗暴、但死也不肯出賣自己良知的人。
魏茨克總統接著提到，雖然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曾發動過戰爭、也犯過大小不等的暴行，但德國對猶太人所施加的大屠殺卻是史上絕無僅有。即便屠殺猶太人的罪行是由少數人所為；但是，德國社會對猶太人在受迫害時所表現出來的冷漠、暗藏的不寬容、甚至於公開表現出來的敵意，卻是大家都可清楚感受得到的。然而，大家卻以充耳不聞的態度，不願意認真面對當時社會上正在發生的事。直到猶太大屠殺的慘劇發展到令人髮指的程度時，才來說：「事前毫無所悉」。
魏茨克總統表示，沒有一整個民族是有罪或無罪的問題。有沒有罪，都是個人的問題。他要大家在靜默中好好反躬自問，究竟自己涉入納粹的罪行有多深。
接下來，他提到，在他發表這場演講時，大部分德國國民在二戰時不是年紀尚幼、不然就是還沒出生。因此看納粹大屠殺的責任問題，不應將之視為原罪，但卻必須正視前人遺留下來的重大歷史沉痾。因此，不管有罪、無罪，不管年老、年少，對德國人而言，承認過去犯錯的意義在於：大家都活在過去的錯誤遺留下來的重大後果裡，而且深受羈絆。他強調，過去的歷史是無法超克的，因為過去無法被改變。但是，閉眼不看過去，只會造成對當下現狀的盲目。
這場演講不但清晰地將過去幾十年來，西德社會討論如何詮釋終戰的思想薈萃為充滿人性關懷與道德思想高度的宣告；它對西德社會帶來的深遠影響，更讓社會大眾對「終戰日」是「解放日」、而非「戰敗日」有了更廣泛的接受度。對智識界與國民教育裡的歷史教育也產生極為深遠的正向影響。
前德國國會副議長Antje Vollmer 女士在悼念2015年1月剛過世的魏茨克總統時便說，這場意義非凡的演講，讓他們六八學運這個世代的人終於「可以小心翼翼地重返自己的家園，過去我們一直是以異鄉人的身分住在自己的家鄉」。（本文摘自《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圓神出版事業機構、先覺出版社授權刊出，請勿任意轉載。）
★書摘／花亦芬：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上）
書名：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出版社：先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8月
作者：花亦芬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暨研究所專任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學士，德國科隆大學藝術史碩士、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中古晚期至近現代宗教史、社會文化史與藝術史跨領域研究，以及現代德國史、史學思想史。曾獲國科會傑出學者養成計畫獎助以及國立台灣大學全校教學優良獎，曾任《台大歷史學報》主編。2014年與史學界朋友合作成立台灣第一個學術共筆部落格及臉書專頁《歷史學柑仔店》，推廣「公民史學」。譯作：《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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