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找回我們的節日」成為一句中華文化復興的口號。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中,積澱著非常豐富深厚的中華民族心理,有哲學的,有社會學的,也有美學的。

根據新華網報導,從這些傳統節日中,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民族曾經非常風流浪漫、青春昂揚的精神性格,只是自明朝以來,我們的民族性格多了一些暮氣,少了一些對人生和人性的狂歡表達,正像著名學者餘世存對大陸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的:「今天,在中華民族走向復興、面臨轉型的時期,我們的民族性格需要重新被啟動,就像梁啟超在一百年前呼喚「少年大陸」一樣,呼喚公共生活的空間和社會人格的塑造。」

戀戀不捨的結束了清明假期,許多人已開始滿懷期待,為一個多月之後的端午假期做計劃。「如果把生活比作平淡的河流,那麼節日就是浪花。節日給了我們調整精神,再次出發的機會。」中國民俗學會副會長、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蕭放對大陸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傳統節日在今天有著更為豐富的現代價值,「傳承文化認知、增強民族認同、調劑精神狀態」。

回溯古時,源於四季自然氣候變化與農事活動的大陸傳統節日,是圍繞祈求豐收與慶豐收這兩大主題展開的:春季祈生殖、夏季驅疫蟲、秋季慶豐收、冬季慎儲備。與二十四節氣同時並行的節日,主要表現在各季各月朔望之間。朔為「上日」,是各月之初一,又稱「元日」,正月朔日謂之元旦,是舊歷新年之始。隨著禮儀的形成,秦漢時期,大陸的主要節日除夕、元旦、元宵、端午、七夕、重陽等已成習俗,趨於定型。

蕭放指出:「傳統節日是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遺產,它承載著豐厚的歷史文化內涵,是民眾精神信仰、審美情趣、倫理關係與消費習慣的集中展示日。」梳理這些傳統節日,或許能讓今人對天人關係、人人關係、人與自我關係的積極作用,有新的認識。

除夕達旦守新歲

春節是中華民族的第一大節。作為歲首新年,春節在大陸已經走過了至少三千年歷程,其產生與古代歷年概念的形成有著直接關係。蕭放指出,「從本質意義上說,春節根源於上古先民的時間感受與時間意識」。

大陸人民以寒冬將盡,春陽萌動之時作為新年伊始,其源頭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的「臘祭」,其主要內容是感謝諸神上一年的賜予,祈求來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古時「獵」與「臘」字相通,人們用獵獲的野獸作為祭品舉行大祭。《禮記•月令》曰:「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詩經•七月》則記載了西周時期舊歲新年交替時的節慶風俗,「朋酒斯饗,曰殺羔羊」,人們將美酒和羔羊獻給諸神,以酬謝一年來神的保佑和賜福。

上古的年終祭祀風俗發展至秦朝,農歷的十二月開始作為歲終的「臘月」固定下來,只是具體日期不定。直到漢代,「臘日」,即臘月初八才得以明確。到了南北朝,人們在「臘八」不僅祭祀天地神靈,還要供奉祖先,祈求豐收吉祥。這一天也發展出很多富有民族特色的風俗,比如熬臘八粥、泡臘八蒜等。

《隋書•禮儀志》曰:「臘者,接也。」意思是臘有「新舊交替」的蘊意。民間常有「報信兒的臘八粥」之說,過了臘八,新年就來到了。

春節(正月初一),作為歲首大節,最早確立於漢朝。漢太初元年,漢武帝頒行《太初歷》,確定以夏歷的正月初一為歲首。隨著社會的發展,從漢朝到南北朝,正月初一過新年的習俗愈演愈烈,燃爆竹、換桃符、遊樂賞燈等活動都已出現,慶祝的日期越拉越長,逐漸演化為大陸的第一大節日。

年三十是舊年的最後一天,大年夜燈火通明,全家人圍爐夜話、通宵不眠,名為「守歲」。晉朝已有守歲之俗,周處《風土記》說蜀人「至除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

年夜飯是一年中最豐盛的團圓飯。蕭放告訴大陸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年夜飯來源於古代的年終祭祀儀禮,可謂是「人神共進」的晚餐,菜肴充滿寓意。大陸南方地區的年夜飯有兩樣菜不可少,一是頭尾完整的魚,象徵年年有餘;二是丸子,南方俗稱圓子,象徵團圓。傳統北京人的年夜飯中必定有荸薺,諧音「必齊」,就是說家人一定要齊整。

祭祀祖先、禮敬尊長,是春節的精神內核之一。

著名學者餘世存對大陸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人們會自發地「把傳統和現實打通」,讓節日習俗的形式適應時代發展的變化─比如,古人們會在祖先牌位前奉上飯菜;而今,人們會擺出先人照片,在照片前擺供,是為「家祭」。─南宋詩人陸游就有「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詩句。

春節期間,各地還有一些有趣的特色節日。如在山西、內蒙古一帶,正月初八為「敬八仙節」,以求得八仙顯靈,保佑新一年吉星高照;在廣西岑溪一帶,正月初十是「花燈節」,當地凡是生了男孩的家庭都要去社廟掛花燈,向社王「報人丁、祈平安」。

千百年來,春節昭示著我們的來路和去處。餘世存認為,春節不僅蘊涵著節日的秘密,而且更有著文明的秘密。「無論人類個體在生活的風雨中如何,在一個特定的時空裡,他必須回歸基本,他的起點,家人、鄉鄰、桑梓。」

元宵鬧夜人狂歡

「一年明月打頭圓」,新年的第一個月圓之夜,在民俗生活中意義非凡。

「元宵節」與大陸本土的道教關係密切。道教文化有所謂「三元」神之說,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分別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為誕辰,因此,在這「三元」之日都要舉行祭祀活動。其中「上元」又叫「上元節」,是元宵節的別稱。按照這個說法,元宵節起源於對上元天官的祭祀活動。

《史記•樂書》載:「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太一也叫「泰一」、「泰乙」,戰國時就被認為是極其顯赫的神明,地位在三皇五帝之上。漢武帝對太一的奉祀十分隆重,其奉祀之時恰在上元,從黃昏時開始,至翌日天明結束,這種祭祀儀式對元宵節的形成無疑起到了推動作用。

在漢代,京都平日實行宵禁,唯有到正月十五才解除宵禁。由於元宵節有張燈觀賞的習俗,因此也成為「燈節」。東漢時,佛教傳入大陸。佛教教義中將火光比作佛之威神,漢明帝為宣揚佛教,敕令在上元之夜「燃燈表佛」。從此以後,元宵張燈便蔚然成風,相沿成俗。

蕭放教授說:「元宵的民俗與除夕是相對應的。除夕夜是關門團圓,人們暫時中斷了與外界的聯繫,處於靜止狀態;而在元宵夜,人們以喧鬧的戶外遊戲,打破靜寂,「元宵鬧夜」成為明顯的節俗標誌。」

到南北朝時,元宵歡慶活動比漢代更熱鬧,梁簡文帝曾作《列燈賦》,描寫元宵張燈景象:「南油俱滿,西漆爭燃。蘇征安息,蠟出龍川。」

至隋朝,隋煬帝在元宵節的張燈、游玩活動上花費巨大。《隋書•音樂志》記載:「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亙八裡,列為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從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繒彩。其歌舞者多為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聯者,殆三萬人。」

到了唐朝,經濟高度繁榮,社會空前安定,元宵節慶祝活動規模之盛大,遠非隋煬帝時能比。元宵放燈的習俗,在唐代也發展成為盛況空前的燈市。唐玄宗時的開元盛世,長安的燈市規模很大,燃燈五萬盞,花燈花樣繁多。據《開元天寶遺事》記載,唐玄宗曾下令建造一座高一百五十尺的大燈樓,光照長安。楊貴妃的姐姐南韓夫人也不甘示弱,特意制作了一座「百枝燈樹」,高八十尺,「豎立高山,上元夜點之,百麗皆見,光明奪目」。

對皇帝和朝廷來說,元宵節是展現「太平盛世」「與民同樂」的重要契機。唐玄宗規定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連續放假3天。宋朝的城市生活進一步發展,元宵燈火更為興盛。宋太祖追加了正月十七、十八兩天元宵假期,親登御樓宴飲觀燈。

至明代,元宵放燈節俗在永樂年間被延至10天,京城百官放假10日,民間百姓徹夜賞燈游樂。江南才子唐寅在《元宵》一詩中寫道:「有燈無月不娛人,有月無燈不算春。春到人間人似玉,燈燒月下月如銀。」

清代的元宵燈市依舊熱鬧,只是張燈的時間有所減少,一般為五夜。據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所載,清代北京的元宵燈火以東四牌樓及地安門為最盛,花燈多以紗絹、玻璃制作,上繪古今故事,以資玩賞。

元宵節前後,各地也有一些特色民俗節日,如山東一帶在正月十五舉行「火神祭」,台灣竹東地區客家人在正月二十舉行「客家山歌節」等。

蕭放教授認為,在今天,元宵節的文化利用價值被低估了。「在當下社會,如果我們有意識地為城市居民展拓社交娛樂的空間,鼓勵廣大市民的參與,讓傳統的「鬧元宵」變成城市社區的「狂歡節」,這對於活躍民族精神、穩固社會秩序是有積極作用的。」

餘世存也認為,在新的時代,應該創造條件讓元宵節這一中華民族傳統的「狂歡節」得以復興,再次滋養民族性格。

餘世存對大陸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發展中,它的精神性格曾經是非常青春昂揚的,而自明朝以來,我們的民族性格多了一些暮氣,缺乏對人生、對人性的狂歡表達。近千年以來的大陸人是偏向收斂和老成的。今天,在中華民族走向復興、面臨轉型的時期,我們的民族性格需要重新被啟動,就像梁啟超在一百年前呼喚「少年大陸」一樣,呼喚公共生活的空間和社會人格的塑造。」

餘世存指出,在社會學看來,「人只有在公共生活中,才能形成最低限度的倫理共識」。拓展人們的公共生活空間,推動傳統節日精神內核的回歸,對崛起中的大陸是十分必要的。

清明自問清明否

《論語》有雲:「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蕭放對大陸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在傳承至今的民俗節日中,唯有「清明」是節氣兼節日的民俗大節。清明節真正成為節日是在唐宋以後,但其歷史源頭卻可追溯很遠。今天的清明節可以看作是大陸傳統春季節俗的綜合與升華。

民俗學家、北京東方道德研究所副教授任寶菊告訴大陸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歷書》中是這樣描述清明節的:「春分後十五日,斗指丁,為清明,時萬物皆潔齊而清明,蓋時當氣清景明,萬物皆顯,因此得名。」

任寶菊說:「我們今天過的清明節逐漸融合了春天的3個重要節日,即清明節氣、寒食節、上巳節(俗稱三月三),這是中華幾千年文化的結晶。」其中,寒食節還與一個流傳千年的「感恩故事」有關。

春秋時期,流亡多年的晉文公重耳回到晉國做了國君,他的近臣─曾在重耳潦倒飢餓之時,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燒給重耳吃的介子推,卻跑到山中隱居。為報答介子推,晉文公招他出山做官共用榮華,介子推卻不應。為逼迫介子推出山,晉文公派人放火燒山,沒想到介子推寧死不出,竟被活活燒死。

今天的我們,何嘗不需要常懷感恩之心呢?感恩那些在人生不同階段曾關愛、溫暖、陪伴我們的故去親朋,感恩那些為國家民族捐軀的仁人志士。如今許多年輕人以過西方的「感恩節」為時髦,其實在蕭放眼中,清明節就是大陸人的「感恩節」。

蕭放指出:「祭祀先人實際上是一次生命倫理的教育、感念先人功德的教育。感恩是社會基本的倫理基礎,我們利用清明時節,追思祖先業績,提倡家庭、社會對先輩歷史的尊重、敬畏與感恩之心。這種樸素的感情有利於整個社會層面的感恩文化的培養。在追思中學習感恩,對別人、對社會心存感激,人與人之間就會充滿關愛與同情。」

不過,在任寶菊看來,今人未必非要將我們的傳統節日與西方節日一一對應,「感恩節」相較於清明節的原義還是略顯沉重了些,我更希望清明是人們擁抱春天的節日」。

在餘世存看來,在清明這樣一個春光明媚、生機盎然的時間祭祖掃墓、直面死亡,也與大陸人的美學觀念有關。「春光燦爛,但又短暫易逝。大陸人也會想到人生的短暫無常,想到生與死的眷戀和哀傷。」

在新作《時間之書》中,餘世存這樣寫道:「人生或日常生活能否清明,一個人是否是一個幹淨的人?就像清明節名稱本身提示的境界,在清明節期間,值得我們捫心自問。」

「孔子所謂,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就是說,祭祀行為本身就是讓人明白人應該有所節制,有所敬畏。在先人面前,人不應該任性,為所欲為。」

端午傳承屈子魂

端午節始於春秋戰國時代,「端、初」同義,「午、五」相通,「端午」就是「初五」。

在數千年的傳承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具有全國共用意義的端午節節俗傳統,那就是避瘟保健與追念先賢。從中,我們可以提煉出五大節日要素,分別為避瘟保健、人神祭祀、飲食、娛樂、家庭人倫等。

先說避瘟保健。端午處於濕熱的仲夏時節,疾病瘟疫容易流行,人們從生理與心理上都強烈地感受到外在的威脅。人們將端午所在的五月五日看作是毒氣流行的惡月惡日,採取各種措施,「以禳毒氣」。

《禮記•月令》曰:「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人們禁火,禁止陶煉,閉門掩身等。據《荊楚歲時記》載,用青、黃、赤、白、黑五色絲線,系於臂上或掛在胸前,可「令人不病瘟」。

端午節是祭祀先人的時節,除了台灣等地沿襲古老的夏至祭拜祖先外,多數地區祭祀的是具有高尚人格或對地方有特殊貢獻的先賢。如楚地的屈原、吳越地區的伍子胥、勾踐與曹娥、廣西蒼梧的陳臨、道教創始人張道陵等。其中,屈原在後世影響最大,長江中游端午節俗中最引人矚目的「龍舟競渡」,傳說就是為了追悼屈原。如清代同治《巴縣志》所說:「至設角黍,鬧龍舟,吊屈平,楚俗也。」

在餘世存看來,華夏文明需要屈原來增富其詩性品格和靈魂維度。他認為:「屈原公開地、淋漓地訴說自己的內心感受,有著不容玷污的心靈高貴和美,他是我們民族歷史裡第一個訴說自己心靈史的人。」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這個關注人生的詩人,成為華夏文明史上的第一個大詩人。滴淚之恩,湧泉相報,世世代代,大陸人民懷念著這個不幸的詩人。

蕭放強調:「得益於端午節的周期性講述,屈原的傳說在大陸歷史長河中歷久彌新。在全球化的時代,在世界文化融匯的大潮中,要守住自己的文化身份,增強民族的內聚力,傳承屈原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十分必要。」

節日食品象徵著對歲時的感知和精神表達,粽子正是如此。粽子是南方民族的傳統食品,也是南方傳統的祭品,以「粢」祭神的習俗,在江南稻作區源遠流長,粽即粢類食品。

荊楚地區很早就有了裹飯祭水神的風習,南朝時期,這也成為悼屈的內容之一。梁朝的吳均在《續齊諧記》中明確說到,五月五日楚人以竹筒貯公尺,投水以祭屈原,後因避蛟龍竊食,在竹筒上塞楝葉,並纏彩絲。後世改為菰葉包裹。端午節日飲食中還有菖蒲酒、雄黃酒,以驅邪避疫。

端午節賽龍舟傳統至今在南方水鄉地區傳承,並且主要表現為水上競技運動。競渡的風俗在古詩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如唐人張建封的《競渡歌》:

「五月五日天晴明,楊花繞江啼曉鶯……鼓聲三下紅旗開,兩龍躍出浮水來。棹影斡波飛萬劍,鼓聲劈浪鳴千雷……」

蕭放指出,聚合家庭情感是大陸傳統節日的要素之一,端午節自不例外。除了祭祀祖先等傳統節日內容外,端午節還特別重視未成年的女性,明代北京端午期間,家家以石榴花裝點小女孩。直到近代,在江蘇、湖北、陝西一些地方新嫁女在端午節也要回娘家省親,她們帶著幼兒回娘家,稱為「躲端午」。

七夕乞巧更乞「橋」

每年農歷七月初七,是大陸的傳統節日─七夕情人節,又稱乞巧節、女兒節。

七夕節源於漢代,東晉葛洪《西京雜記》中記載:「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於開襟樓,人俱習之。」這是我們目前所知有關七夕的最早文獻資料。古代婦女七夕乞巧也屢屢在唐詩宋詞中被提到,唐朝王建有詩雲:「闌珊星斗綴珠光,七夕宮娥乞巧忙。」

今天許多人把七夕稱為「大陸情人節」,對此,任寶菊和蕭放都表示不太認同。任寶菊強調:「準確地說,七夕節是傳統節日中唯一一個屬於女性的節日。」蕭放也指出,傳統七夕是女性節日,它主要強調「乞巧」,女子希望自己能夠心靈手巧。七夕還通過牛郎織女的故事來強調兩性的愛情忠貞。此外,七夕還與科舉考試有關,據說七夕是魁星的生日,而魁星是主管科舉考試的神仙。

也有學者認為,七夕是父權社會出現之前的神話母題,是請神下凡又送神上天的儀式,乞巧的最初意思為向天神乞橋,「乞求溝通的橋梁」。

餘世存指出,農歷的七七這一天多半在陽歷的八月上旬左右,在上古大陸結繩記事的時代,七七前後發生的事情是以升卦、訟卦、困卦這幾個卦符號表示的。即,在每一年的八月上旬,會有因瓜果農作物豐收而產生的糾紛和困局。

人們在爭斗中尋求突圍解決之道,希望請神下凡化凶為吉,而天神下界則需要虹橋。餘世存說,七七的祭神儀式最早跟男人無關,是女人們的工作。白天男人們互相爭鬥,而夜晚天然地屬於女性,女人們虔誠地祈求和平與順遂。「在文明的時間流逝中,在出現爭斗、困境的時候,我們需要乞橋,以與世界溝通。」

文字出現後,橋與巧相通。乞橋的請神儀式就逐漸轉變為乞求心靈手巧的祈禱儀式,比如,穿針乞巧、投針驗巧、吃巧果、拜織女……
在餘世存看來,「牛郎織女」的故事,也是中華民族在集體無意識層面,尋求解決困境的表現。

「牛郎織女」的故事出現在南北朝時期,那是一個文明坎陷、充滿苦難的時代,河南南陽等地是離亂最為嚴重的地方。而「牛郎織女」的故事相傳就發生在南陽。

某種程度上,「牛郎織女」成了大陸故事的母題─窮苦困頓的主人公需要過上好日子,得有另類異類的女性來救助,從《聊齋志異》到今天的宅男幻想,莫不如此。餘世存認為,在我們民族的集體無意識裡,牛郎可以被解讀成古老的大陸,命運多舛,負重前行,問道於神靈。

餘世存指出:「我們今天看待大陸民眾對文明的判斷、對尋求文明突破的努力,通過七夕這個節日可以得到一些啟示。七夕不僅是關於男人和女人的故事,也是關於文明如何走出困局而新生的故事。」

中秋月圓人團圓

關於中秋節的起源,學界說法有三:一是源於上古時期就開始的月亮崇拜,二是源於祭祀月亮女神嫦娥,三是源於古人在秋季為慶祝豐收而舉行的祭祀土地神的活動。

而大陸「民族傳統節日與國家法定假日課題組」撰寫發布的《大陸節典:四大傳統節日》中指出,這三種說法只是用來解釋中秋節某些習俗的起源的,不能用來說明整個節日的起源。因為這三種活動在上古時期就有了,而中秋節在唐代以前的記載中還沒有出現。

宋代專門記載風俗習慣的周密《武林舊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這兩部書,就都設了「中秋」條目,較細致地記載了北宋以來的中秋習俗。但中秋節最初形成的時間還是要往前追溯。

根據大量的詩文記載,唐代就有了在八月十五賞月、飲酒、賦詩的習俗,而且在文人、社會中上層已經蔚然成風。可以判斷,唐朝已經形成了中秋節,宋代則是中秋節的繁盛期。明清之際,唐宋時偏重於精神玩賞的中秋節,逐漸轉變為注重世俗人倫的中秋節,月餅也開始流行。明代《帝京景物略》記載:「八月十五祭月,其祭果餅必圓……月餅月果,戚屬饋相報,餅有徑二尺者。」

團圓是中秋節俗的中心意義。中秋為花好月圓之時,人們由天上的月圓聯想到人事的團圓。蕭放說:「明清時期,由於理學的浸染,民間社會鄉族觀念增強,同時也因為人們在世俗生活中更加認識到家族社會的力量,因此人們在思想情感上,對家庭更為依戀。」

明月的意象與意境,還結出了禪宗美學的文化碩果。馮驥才在《我們的節日:中秋》一書中這樣寫道:」大團圓的結局、大團圓的意向、大團圓的人生理想,是大陸文化的情結……月亮圓通的形與光,直通圓通的佛性。具有圓滿之美的禪是眾生之本性、生命之靈光,是生命的自由境界,是審美的最高境界。」

重陽登高百事高

寒露時節中,有一個節日,就是農歷九月初九重陽節。

餘世存說:「「九」在易經中是陽數,九月初九正好是日月並陽、兩九相重,所以又稱「重陽」或者「重九」。」重陽節最早見於記載是在三國時代。據曹丕《九日與鐘繇書》中載:「歲往月來,忽複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

蕭放在《重陽節俗漫話》中曾指出,登高野宴,是重陽節俗的中心內容。登高的原始意義在於逃避災禍,重陽為何登高,登高又何以能避禍?

「重陽天氣初寒,人們容易感染時疾;而且在神秘的陰陽觀念居支配地位的時代,九九重陽意味著陽數的極盛,凡事盛極必衰。因此,重陽之日是令人生畏的災日。而登臨高山,在先民觀念中意味著靠近天神,易獲福佑。」蕭放寫道。

用新收獲的黍稻製作而成的重陽糕是重陽秋祭的祭品。糕在漢語中諧音「高」,是生長、向上、進步、高升的象徵。據北宋呂原明《歲時雜記》記載,宋人在九月九日天亮時,「以片糕搭兒女頭額,更祝曰:願兒百事俱高。」

如果說清明節是「踏青」迎春,重陽節則是「辭青」送秋了。重陽昭示人們在人生征途上繼續登高,珍惜最後一抹夕陽,與黃菊、紅葉共抗寒霜;重陽也自然而然地在後世發展為祝壽節、老人節。

百善孝為先,如何讓老年人在晚年仍活出價值和精彩?任寶菊認為,在人口老齡化的今天,「重陽節提示老年人要老有所為,而社會應該為老有所為創造條件。」

任寶菊曾連續20年跟蹤調查北京某社區,也因此結識了社區裡的一位張姓老人。張老從64歲到如今84歲,一直以志願者身份在做社區工作,比如把老年人組織起來,在兩會期間自發站崗巡邏,春節包餃子送給沒能回家過年的門衛,臘八組織老人熬臘八粥給全社區的人分享……

任寶菊說:「張老把整個社區的老年人全部調動了起來,下至剛退休者,上至年近九十者,都在發揮餘熱。但這些老人的努力一直沒得到相關部門的支援。」任寶菊建議,「政府應該專門設立一筆「重陽基金」,對這些老人的奉獻精神予以鼓勵」。她認為,這是一個關係社會和諧、社會穩定、科學發展的現實問題,應得到各界關心重視。

近年來,「找回我們的節日」成為一句文化復興的口號。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日益得到關注與倡導的今天,上述傳統節日及其內涵所面臨的挖掘傳承、與時俱進等問題,逐漸為越來越多的國人所關注。

蕭放認為,曾經,在「革命」的語境之下,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習俗一度被阻斷、禁止、改造,這導致了傳統節日的空洞化、表層化。由於文化記憶的遺失,一些傳統節日失去了其豐富的象徵與內涵,也給其傳承帶來了困難。

蕭放說:「全球化與民族化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人們在彼此的接觸交流中越來越欣賞對方的文化,即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傳統的節日文化正是這樣一個交流展示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是大陸民族文化身份的標記之一。我們應該從保持文化的多樣性、保護人類文化遺產、傳承人類文明的高度認識我們傳統節日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