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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引述，UBS/PwC 的調查，依據該調查全世界總共有 1542 名富翁的身家超過 10 億美元的（billionaires），這批人去年財富增加了接近兩成，身價合計達到 6 兆美元，相當於法國、英國和義大利 GDP 的總和。
陶冬指出，QE 的最大受惠者，就是這幫富人。自從八十年代資本市場大行其道、房地產價格直線上升以來，全球範圍內貧富差距迅速拉大，打工仔的收入增加遠遠落後於有股權、有房產的富有一群。這是經濟全球化、資本市場化的副作用之一。資產價格的惡性膨脹，最終帶來了 2008 年金融危機。
他說，為了制止金融危機的惡性蔓延，各國央行祭出了 QE，用超寬鬆的貨幣政策來穩定市場、穩定信心。危機迄今已近十載，無論從信心還是增長，經濟早已步出了危機狀態，但是超寬鬆的貨幣政策卻成了常態。美、中、歐央行先後表示要收縮流動性，力度卻極其溫和。等下一輪經濟下行開始時，政策對應恐怕還是印鈔票。
陶冬表示，央行們膽敢一直逗留在超寬鬆的貨幣環境，一個重要理由是未見通膨 ，不少國家甚至仍面臨通縮壓力。金融危機後，銀行的金融仲介功能弱化，資金滯留在金融市場炒作，實體經濟受益有限，CPI 通膨不興其實不難理解。
不過，金融資產通卻早已出現，從估值水平看一些領域稱其惡性通膨也不誇張。但是貨幣當局對資產價格的飆升視若無睹，執意要把消費物價拉起來，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他進一步表示，金融資產價格出現泡沫式的上漲，當然有代價。首先，刺激資金棄實業投資重市場炒作，美國公司熱衷執行庫藏股，中國企業大肆涉足房地產。其次，推高房價、租金成本，威脅民生，窒息創新企業。再者，將資產價格越推越高，為下一輪危機埋下禍端。
傳統上央行關注 CPI，就是因為過高的物價會使得經濟發展不可持續；資產價格飆升，也會帶來同樣的風險，決策者們卻選擇視而不見。
他指出，以美國遴選下一任聯準會主席的標準看，以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的最新言談看，決策者並沒有改弦更張的覺悟和勇氣，短期內也許大家都要做做樣子收收水，可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環境正常化遙遙無期，等增長進入下行週期，擔大旗的逆週期政策，估計還是 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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