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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從過去的經濟發展中學到什麼?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瞿宛文研究員認為:「如果不了解『過去』的經濟增長如何發生,就無法理解現在,更難以對『未來』道路做出合適的規劃。」於是寫下《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一書,橫跨歷史、經濟與其他社會科學多個領域,帶我們回到歷史的當下,觀察產業個案與國家整體發展。

「台灣錢淹腳目」是一句知名俗語,用來形容到了 1980 年代台灣工業化已成果卓著,經濟飛升造就一代人的富足。當我們深入了解當時的背景,會發現 1949 年國民政府來台時,戰爭帶來的破壞猶存,社會通膨壓力尚在,最依賴的大陸市場因國府戰敗而消失,加上大量人口遷台帶來的糧食危機,經濟危機一觸即發。

但在不久後,台灣持續數十年的經濟增長,一舉挺進亞洲四小龍之列,成為後進國家值得借鏡的案例,讓人不禁想問,這中間到底發生什麼事?

長年研究台灣與東亞後進國家經濟發展的瞿宛文研究員,對此問題抱持濃厚的興趣,在她的《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中央研究院叢書)一書,與讀者分享累積十年的研究精華,揭開奇蹟成因!

1950 – 2008 之間,台灣戰後經濟表現亮眼,實質人均所得成長倍數名列全球第 3 名。資料來源│Maddison (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 、瞿宛文提供     圖表重製│張語辰
1950 – 2008 之間,台灣戰後經濟表現亮眼,實質人均所得成長倍數名列全球第 3 名。資料來源│Maddison (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 、瞿宛文提供     圖表重製│張語辰

對於台灣戰後經濟崛起源由,目前主流的共識是「日治殖民遺產延續說」,這一派的支持者相信,日本殖民帶來的現代化改革,為台灣奠定基礎,是台灣戰後能輕鬆翻身、從殖民經濟成功轉為工業經濟的主因。

瞿宛文則對這個答案提出質疑:「日本在台殖民的經濟影響是很複雜的,正面和負面影響都有。重點是它不會自然地帶來戰後發展。」

若將台灣經濟發展成果,全數歸功於過去的殖民者,就會引發一個疑問:難道戰後台灣的人沒有貢獻嗎?那些人的努力被放在什麼位置呢?

為了解惑,瞿宛文多次到南韓與當地學者交流,因為同時期的南韓與台灣狀況十分相似,戰前也受日本統治,近年來也因反抗威權統治,而不願肯定早年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成績。然而南韓學界對日殖遺產的影響已經歷多年辯論,正反兩派意見都有,反觀台灣卻幾乎一面倒地推崇日本殖民遺產。瞿宛文點出:「鮮少有後殖民國像台灣一樣,對殖民國讚不絕口。」

台灣戰後經濟「奇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

瞿宛文在研究過程中讀到一篇哈佛漢學家威廉・科比的文章,他提到:「國民政府帶到台灣來最寶貴的資產,是一批有經濟規劃能力的人才。」

被科比的觀點啟發,瞿宛文逐步進行台灣各產業的個案研究與歸納,從各個角度解碼戰後經濟崛起的原因,如柯南般抽絲剝繭,解構經濟奇蹟由來的全貌。

台灣的特殊之處在於,在戰後有一群具備長期規劃能力,並以救國為己任的經建官員主導建設,發展輕重工業、進行土地改革,以長遠的思維推出產業政策,包括多項整合上下游部門的經濟政策。

當時經建官員抱持「以民族存亡為己任」的強烈動機,這動力促使他們不斷改善政策品質,經濟成長是這種動機下的成果。

歷史上的知識菁英,往往是高度參與政治的,而台灣戰後初期,也有一群以實業救國的經建官員,發揮於大陸時期累積的政治經驗,帶領台灣邁向現代化,進而改善原本破敗的經濟狀況。

在瞿宛文眼中,人們熟知的李國鼎、尹仲容等人不僅是推動經濟建設的前輩,也是一群以經世致用為職志的知識份子。他們承襲鴉片戰爭以降的士大夫精神,歷經日本侵華戰爭與國共內戰的危機後,救亡圖存的使命感強化他們追求現代化的決心,進而提升經濟與產業政策的品質。

政府與自由市場,從來不是對立關係

任何時刻,政府的所作所為都相當重要。從台灣戰後歷史來看,經濟發展政策仰賴公權力推動,並非只靠自由市場。

台灣在民主運動發展下,「自由市場論」與「反權威思潮」佔據社會主流意見,讓人們選擇忽視國民政府的作為。

當市場正常運行時,政府或許不用插手,但回到台灣戰後初期的處境,社會百廢待舉,無論是美國的援助或日本殖民遺產,都無法讓台灣經濟自然地成長,若忽略政府作為,就無法解釋台灣經濟奇蹟。

自由市場理論雖認為政府的干預越小越好,但很多事只有政府才能主導,像是幣制改革、土地改革、外匯與貿易改革等等,關乎改變社會經濟結構的議題,若不是政府透過政策推動根本不可能發生。高投資風險的新興產業,也有賴政府產業政策的推動。

當然必須省思在國民政府威權統治下,發生過許多令人哀悼的衝突事件,但當時政府設定明確的現代化目標,推動經濟增長,成果值得正視。

瞿宛文重新審視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作為,並不是要給予安慰獎,或幫任何立場說話。而是站在科學客觀的角度,透過剖析經濟發展的「如何」與「為何」,希望在當今追求「速效」的執政時代中,提醒政府和人民意識到「好的經濟政策是不會憑空出現的」,經濟飛躍需要多種條件配合,加上長期規劃,並確立願景,才得以誕生。

西方經濟理論須經修正,才能用來檢視台灣經濟發展

除了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動機,人們鮮少探討國民政府對台灣經濟的貢獻,還有另一個「學術上」的理由。

因為台灣經濟學界目前流行的研究方法,是延續歐美主流的經濟論點,而現行的經濟學理論,都是以西方幾百年的成熟市場為假設,對於戰後發展只有幾十年的後進國家而言,相當不適用。我們運用西方經濟理論時必須修正其對環境的基本假設,並改採後進發展的問題意識。

在研究的過程中,瞿宛文逐漸體悟到,應該以「後進者視野」角度切入,從自身的歷史與經建發展擷取有用的經驗,引導台灣看見真實的自己,建立適用自身發展的經濟理論與政策。

若台灣不了解自己,無法評估自己的經濟發展歷程,未來該循著什麼脈絡改進?

《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一書不僅是經濟學書籍,其知識含量更橫跨歷史與社會科學。

此書盼能傳遞的觀念是:唯有深刻了解台灣自身的成長路徑,才能從中發現最合宜的發展策略,我們都要對習以為常的理論提出適切質疑,用更多維度來理解世界,才不會人云亦云地被輿論迷惑。

瞿宛文提醒,須以歷史角度與後進視野審視自身發展經驗,盼能為學界與社會開拓更多思維空間。攝影|張語辰
瞿宛文提醒,須以歷史角度與後進視野審視自身發展經驗,盼能為學界與社會開拓更多思維空間。攝影|張語辰

延伸閱讀:

《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2017,中央研究院叢書,聯經出版社。

瞿宛文的個人網頁

瞿宛文的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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