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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1990年本人在當時的台北市立療養院服務，有一名曾在病發時殺了自己的幼子的病患，雖經過長久的治療，仍必須持續往返於醫院。每當一出院，患者就干擾家屬工作，跟踪他太太，懷疑太太出軌。他的太太數十年來，身負庭經濟重擔，無處安置他。病患出院當天，他太太即請了計程車在醫院外等，要直接將病患從台北載他去高雄的龍發堂安置。把才剛在台灣最好的醫療中心治好出院的病患，直接送往非正規醫療的終身安置「不法」處所，聽來十分荒謬可笑，卻是家屬無奈的選擇。
龍發堂收容精神病患，存在近半世紀的歷史，自有它的必要。四十多年來國家無視家屬與人道需求，仍然未設立足夠的安置機構，安置重擔完全落在家屬身上，實為不公，所引爆的人倫悲劇與暴力案例更是時有所聞。
借鏡德國：法定照護人及專業照護人制度
德國對精神病院的安置，除了機構外，也交由協助精神病患復健的協會來做，並由法定及專業照護人參與分擔家屬的法律責任及復健治療，病患即使無工作能力，也多不與家屬共住。政府以月付補助的方式，鼓勵病患與非二等親內家屬關係的人共住，或與熟悉病患的友人、病友共住，如果共住者帶病患渡假，也有額外的渡假津貼可領。這樣可鼓勵全民協助病患，而不是隔絕病患。
德國設有法定照護人及專業照護人，作為協助處理法定事務及協助醫療復健的角色，兩者合作協助患者回復日常生活。社工及專業人員全面評估精神病患的復健，是病患回歸社會的主要關鍵。
首先病患在醫院治療時，就有社工評估病患的社會需求。一個病患是否需要有法定照護人，是由法官到府或到機構來判定。德國法官除了在法院判案，也到居家或精神病房以及養護院所來判定病患的需求，保障病患的權益。如果病患精神狀態不能處理自己的財務及自理生活，將由法官判定不同等級的法定照護，而且每年法官都會來更新，重新評估精神病患的精神狀況。
法定照護可分財務的支配使用及生活居處的決定等類別。需要法定照護病患的法定照護人，可以由朋友或家人自願義務擔任，也可以由法院給付補助津貼，讓法院指定專業人士，擔任患者的法定照護人。
一個專業法定照護人，可以向法院申請任職多個病患的法定照護工作，處理十數個病患的法定業務，定期訪視，減輕家屬的法律責任，也因此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維生的專職工作。通常具復健功能的病患住所，多是公寓住所，病患與病患同住。
專業照護人則是有醫療訓練的護理專職人員。護理人員定期做居家訪視評估病情，配合醫囑給予長短效針劑或給藥，協助患者回復家庭及社會功能。另外，每兩個星期有精神科醫師定期到居所看診。病患臨時的就診需求，可由法定或專業照護者陪伴求診。
病患住院時，在病房如有病患需要緊急約束，除了須有醫生簽醫囑外，事後還需有法官訪視病患，並補簽同意允許約束病人的文件。德國法官保護個案權益，也會到養護所，去查看了解個案在輪椅上為安全而被束上束縛帶的必要性。約束個人的肢體行動自由，是人權問題，法官必須積極為人民守護。德國法官必須經常出訪機構與民眾接觸，因而增加生活閲歷，減少恐龍法官。
儘速改善長期安置，給病患一個家
龍發堂被勒令全面關閉後，政府必須完全面對長期安置病患的問題，並全面增加專業人力，增設復健照護機構，分擔家屬負擔與責任，這些政策的改革，也考驗著政府的施政能力。如果做不到長期安置，台灣又如何堪稱是人權國家？而龍發堂的分身，仍會再起。
●作者：劉威良
德國台灣協會前會長，台灣護理師、德國護理師及精神病患專業照護人，德國失智者專業照護人、從事動物輔助活動、教育及輔助治療的研究與資料搜集 。著有《借鏡德國-一個台灣人的日耳曼觀察筆記》、《借鏡德國-毛小孩的神秘力量-從歐美的動物輔助治療看台灣動物福利》。
●本文由《想想論壇》授權刊出。
●作者：賴祥蔚／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中華傳播管理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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