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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大千說，第一，自我感覺過度良好。對民調採取選擇性的解讀。在推動重大改革政策時，因為自認有多數民意支持，所以不願意與反對者對話緩和情緒、或是柔軟妥協，以取得折衷。殊不知在資訊快速流通的時代，任何不滿的情緒和悲情的氛圍，哪怕一開始只有星星之火，都足以燎原。結果，一次次的陳抗，折損了民眾對於總統的信任。他表示，當民調支持率大幅重挫時，他們又刻意忽視嚴重性，解讀為改革過程中的必然現象，甚至使用完全相同的台詞為自己辯護，不但不思修正，反而視為使命義無反顧。
其次，孫大千認為，誤判「低薪」問題對社會安定所造成的衝擊。過度信任經濟數據，誤以為整體經濟數據的優異表現，代表民眾收入的增加，卻低估近年來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社會「邊緣族」人數持續攀升，年輕人淪為「月光族」、「窮忙族」和「厭世代」。
孫大千說，第三，以錯誤的思維和方法解決「低薪」問題。仍然相信過去的操作模式，政府協助企業增加獲利，把餅做大，然後企業照顧員工。也就是說，政府永遠是呵護企業優先於保障勞工，最後反被企業綁架，失去主導權，只能以喊話方式道德勸說企業加薪，效為有限。
最後，孫大千認為忽視「青年膨脹潮」的成型。乃指當社會中，18歳到25歲的青年達到一定比例，但無法在工作和收入間達到滿足，便會形成一股改革的滔天巨浪。上一次的浪潮造成了法國大革命，這次是從「阿拉伯之春」運動開始蔓延全球。這股浪潮在2016年吞噬了國民黨政權，現在，眼看著將摧毀民進黨政府。蔡英文未來的情況，恐怕將更為惡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