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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擺脫這種攻擊，簡直沒有辦法。深感羞辱之下，我準備要「答復」那一大堆無稽的指控和那些下流惡毒的造謠。
可是我始終沒完成這個工作。隔天早上，又有一個報紙刊出一個新的恐怖事件，再度惡意中傷，嚴厲控訴我燒毀了一個瘋人院，院裡的病人全被燒死了，只因它妨礙了我的住宅的視野。這使我陷落恐慌之中。
然後又來個控訴，說我曾為奪取叔父的財產、把他毒死了，並提出緊急要求，要開挖墳墓驗屍。這簡直把我嚇到快到發瘋。
這一切還不夠呢，又給我按上一個新的罪名，說我在棄嬰收養所當所長的時候，曾經雇用了一些掉光牙齒、老邁無能的親戚擔任烹飪工作。我開始動搖了，一一動搖了。
最後，黨派相爭的仇恨加到我身上的無恥迫害，終於很自然發展到了高潮：九個剛學走路的小孩子，包括各種膚色，帶著各種窮形盡相，被教唆著在一個公開的集會上闖到講台上來，抱住我的腿，叫我「爸爸！」
我放棄了競選。我偃旗息鼓，甘拜下風。我夠不上紐約州州長競選所需要的條件，於是我提出了退出競選的聲明；因為滿懷懊惱，信末簽署的落款：
「你的忠實的朋友—從前是個正派人士，可是現在成了偽證犯、小偷、盜屍犯、酒瘋子、舞弊分子和訛詐專家的馬克吐溫。」
─馬克吐溫《競選州長》，1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