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和平紀念館中廣邀藝術家創作,以浮雕的方式表述當年受難者的痛苦(圖/記者許維寧攝,2018.03.31)
▲四三和平紀念館中廣邀藝術家創作,以浮雕的方式表述當年受難者的痛苦(圖/記者許維寧攝,2018.03.31)

「沒有什麼比把過去像一件舊夾克般丟掉,對接下來的民主化更危險。」-東德人權領袖沃夫岡坦普林(Wolfgang Templin)

放眼亞洲,二戰後落實西方民主政治最成功的案例莫屬南韓與台灣。南韓雖名列新興民主國家,但綜觀其民主進程皆是斑斑血淚,戰後美國扶植右派政權抵禦共產主義,卻換數十年軍人獨裁統治,直至上個世紀80年代民間發起民主化運動,還政於民,才逐漸迎來民主曙光。

邁向民主化後,南韓政府於2005年著手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回頭追訴80年代前因政治立場抵觸國家安全法等案件。相較於直接補償,南韓政府更側重真相披露與再現,根本精神就是追尋台灣近年最熟悉的議題:轉型正義。

若要論起轉型正義的代表,最著名的史事莫過於80年代光州民主化運動,光州事件可以說是被撿回來的那件舊夾克,懸掛於南韓的歷史殿堂上,彰顯民間力量如何在六月民主運動後迫使當時總統盧泰愚作出讓步,不得不承諾民主化改革,讓從朴正熙至全斗煥以來為期近三十年的軍政獨裁走向末路。

過去,權力迫使人們遺忘,在近三十年的努力,人們才逐漸找回「知」的權利。


▲四三和平紀念館是根據四三特別法中「設立史料館」一條而建,內部陳列相關資料與物證。(圖/記者許維寧攝,2018.03.31)

「人類對抗權力的戰爭,就是記憶對抗遺忘的戰爭。」-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笑忘書》

這場遺忘與記憶的拉鋸打得艱辛,美好的一仗屬於光州,時日至今,在通俗文化領域,不論是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或是充滿盧武鉉半自傳色彩的《正義辯護人》,創作者皆是受到歷史事件啟發,持續撰寫新的歷史敘事。

而相較於南韓人民對光州事件的追憶,1948年的四三事件獲得的目光顯然微薄許多,記憶與遺忘,四三事件仍然居於遺忘的陰暗面。

二戰結束後,朝鮮半島隨即成為美蘇角力的戰場,1945年美軍進駐、管轄濟州並否決島上的人民委員會機構,卻因政策失當導致民心潰散。濟州人民委員會於1947年展開遊行,並串聯左派團體進行全面性罷工,美軍為了穩固右派勢力,聲稱濟州為「赤色島嶼」是左派根據地,隨即調派警力與極右組織西北青年團至濟州進行逮補、鎮壓。

1948年大韓民國成立,時任總統李承晚調派十四聯隊至濟州,未料聯隊臨陣倒戈,李承晚於同年十一月頒布戒嚴令,第九軍團焚燒漢拿山半山腰村莊,展開「焦土化作戰」,對提供游擊隊軍援的村民進行無差別屠殺,並施行「預備檢束」。直至1954年漢拿山開放期間,根據官方文件記載約有25000人至30000人在四三事件中慘遭殺害,死亡人數僅次於韓戰。

沒有通俗文化、電影明星當助力,要如何讓歷史曝光並廣為人知?南韓政府採取另一種方式,便是將四三事件相關地景做串連打造「黑色旅遊」,濟州觀光公社海外市場開發處組長吳承娥對此表示,濟州每年約有一千五百萬人次蒞臨,每個季節各有特色、治癒人心。濟州雖然優美,但也經歷過很大的傷痛,了解歷史與文化,更能加強旅遊的深度。


▲西卵嶽祭壇上擺有四雙鞋子,象徵當年受難者遺留下的物證。(圖/記者許維寧攝,2018.04.02)

濟州島幾年前已推出環島健行路線「偶來小路」,讓遊客輕鬆飽覽濟州山川與人文風景。偶來小路亦途經黑色旅遊景點西卵嶽,西卵嶽在二戰時為日本空軍舊址,除了保有二戰日軍建設遺跡,不遠處則為四三事件西卵岳犧牲者紀念碑。

當年因「預備檢束」,依據官方公文,1950年前後共關押1120位村民,其中約有250人被帶至西卵嶽秘密處決。遭處決的村民將鞋子、外套扔進旁邊的草叢,數年後受難者遺族在附近拾獲親人遺物,成為四三事件的關鍵物證。當年政府不讓遺族收屍,加上死難人數眾多無法分辨,家屬決定將受難者一同移至他處安葬,並於事發地之一的西卵嶽樹立碑紀念,現今紀念碑後方,仍保有當年屠殺村民的坑洞,共後世憑弔。

然而西卵嶽並非個案,四三事件中大規模屠殺、滅村時有所聞,月郎峰下的多郎時村當年曾遭軍方圍剿,不少村民逃至濱海區避難,另有數十位村民躲進山中熔洞,卻於形跡敗露後慘遭軍人放火,十一位村民窒息於洞窟內,直至1992年骨骸才得以重見天日。

而最慘烈者莫過於「北村事件」,軍方未審先判於一天之內槍殺四百位北村里村民,其中更包括數名兒童。在事發地北村國小後方,後人用石頭圍起墓塚,每逢四三事件週年,民眾皆自發於墓塚旁供奉鮮花和玩具,悼念當年來不及長大的生命。


▲北村里石頭高地過去是民眾休憩場所,四三事件後村民在高地旁圍出墓塚並設立慰靈碑,紀念北村受難者。(圖/記者許維寧攝,2018.03.31)

濟州因焦土化作戰淪為死亡之島,受難者不願觸及傷痛,以至於民間談論四三事件者寥寥可數。加上涉及敏感意識形態,政府更於60年代祭出反共法、國家安全法與連坐制度,成為讓社會噤聲的枷鎖。

直至1978年,小說家玄榮基出版小說《順伊阿姨》,內容描述來自北村的倖存者如何遭受陰影磨難,才間接讓後世得知四三事情始末。礙於當時政治風氣,玄榮基在《順伊阿姨》問世後也曾遭政府監禁刑求,而現今北村國小後方特為玄榮基與《順伊阿姨》樹立紀念碑與紀念館,並於館內保留手稿、譯作,彰顯其不凡的勇氣。

《順伊阿姨》問世不久,南韓隨即迎來1980年代民主化運動,四三事件於80年代末成為社運圈、學生圈的重要話題,濟州大學學生會每逢四三事件前夕自發舉行追思會,呼籲政府調查真相。由民間發起的社會運動更迫使盧泰愚讓步,讓民主得以於金大中、盧武鉉任內得到落實,2000年金大中制定四三特別法,著手於濟州島興建四三和平紀念公園、和平紀念館,除了告慰罹難者,也將歷史教訓傳承予後人。

四三紀念館內出入口皆做成洞窟狀,入內後將四三事件分做七大主題加以詳述。文史導覽李性權表示,洞窟象徵當年人們躲在暗無天日的洞穴內,體會這段歷史就像鑽進黑暗,但終有光明乍現的一天,紀念館入口也特別放置一座橫躺的無字碑,表示四三事件相關調查仍持續進行中,只待哪天真相水落石出,將會記錄於石碑上。


▲位於北村里的順伊阿姨紀念碑,地上橫躺著的石碑則象徵北村事件受難者。(圖/記者許維寧攝,2018.03.31)

「岩石最終會成為細沙,雞蛋終究會孕育出生命,越過層層砂礫。 」-《正義辯護人》

數十年走來,台灣與南韓在追尋民主的際遇上宛如雙生子,不只探求事情真相,也透過承認與道歉達成族群間的和解,若否認暴行的發生地,便也意味著否認人們所遭受的傷害、痛苦和歷史。

過去,濟州島給外界的印象是遠近馳名的東方夏威夷,對南韓人而言更是一生必去的旅遊勝地,兩個印象都和屠殺發生地相差甚遠,吳承娥為此表示,推動「黑色旅遊」目的也正是在於面對過去,進而追求更高的價值,「台灣、中國、日本都曾經歷類似的苦難,在四三事件七十年之際,也盼各國遊客了解濟州歷史,追求和平的意義。」


▲濟州四三和平紀念館。(圖/記者許維寧攝,2018.03.31)


▲四三受難者的骨骸與子彈。(圖/記者許維寧攝,2018.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