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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卸任公職二年以來，面對種種莫須有的指控，我一向全力配合台北地檢署的偵查，換來的卻是長達 14.5 個小時、被外界批評的「疲勞訊問」，以及鋪天蓋地對外散佈不實偵查資訊，企圖引導輿論，毀滅我的人格和名譽。
我認為，台北地檢署已經違反刑事訴訟法第 2 條「客觀義務」，以及第 245 條「偵查不公開」的程序要求，由台北地檢署偵辦相關案件，恐怕已經難期公平。因此，我在去年親自告發台北地檢署檢察長邢泰釗、主任檢察官王鑫健涉嫌洩密，並向台灣高檢署聲請，將案件移轉到其他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對於我的聲請，台北地檢署今年 1 月 19 日回函答覆「礙難准許」，而且還是由偵辦三中交易案的黃檢察官自己審核決行。這種毫不避諱的球員兼 裁判行為，使我深感台北地檢署在本案中對我的處置，恐怕也是「礙難公平」。
而且，依據台北地檢署今年 2 月 5 日來函表示的法律見解，以及刑事訴訟法第 11 條的規定，和最高法院 34 年聲字第 11 號判例意旨，對於我移轉偵辦的聲請，程序上應該由台灣高檢署處理才合法，怎麼會由已經被質疑難期公平的台北地檢署，自己審核自己是否應該被移轉偵辦呢？
更不要說，對於我告發邢檢察長和王主任檢察官涉嫌洩密的案件，台北地檢署在我告發的 12 月 13 日當晚，在還沒有分案偵查之前，就召開記者會否認洩密，還把責任推給媒體。如此輕率的處置，如何讓人相信台北地檢署的偵辦會對我公平？
因此，雖然台北地檢署傳訊我，我必須要到，但是，在本案偵查程序合法性的疑慮還沒有釐清之前，在台北地檢署偵辦本案難期公正客觀的疑慮還沒有消除之際，我決定行使法律賦予我的權利，對於今天檢察官所詢問的問題，行使緘默權。
最後，我要再強調一次，我從政卅多年以來，一向奉公守法、清廉自持，絕對禁得起檢驗。我相信，只要台北地檢署沒有奉命一定要起訴我，能夠公正、客觀、完整、詳實的檢視所有事證，就會知道我沒有犯罪。當然，如果台北地檢署另有考量，我雖不好戰，但也從不畏戰。
大家辛苦了，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