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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性愛是藉由中樞神經藥物改變使用者的心智狀態使其更為放鬆愉悅，從十幾年前流行的搖頭丸，到近年的甲基安非他命皆在此類。
談起藥物與同志甚為敏感，杜思誠表示，「包括搖頭丸、甲基安非他命很少是使用後自己一個人，一開始使用都是為了想和別人親近。其實同志社群不會想跟外界斷絕，反而想積極建立連接，因為我們一輩子都感受到那種孤單。」
很多同志於成長過程中發現自己跟旁人不一樣時都曾懷疑自己是否孤單，想找尋同伴卻又害怕被排擠，心中祕密無法傾訴都會讓人產生距離感，
「對男同志來說平常就是很ㄍㄧㄥ，用藥後可以卸下心防，這都會影響為何搖頭丸早期會在男同志社群間流行。使用後釋放腦內血清素，會讓你感覺和平、想和人靠近。兩人用藥後感覺就像認識一輩子的好朋友，可以花很多時間聊天、很親密。」
用藥有其社會淵源，但瞭解其成因與背景者甚少，而談到藥物性愛與同志最後多半都導向愛滋病，網路上出現各種戲謔的稱呼，「毒甲」與「禍源甲」負面標籤不曾間斷。
若要追溯愛滋病源頭，起初並非與同志、娛樂性用藥有關，「愛滋於1981被發現，但之前一定有人感染愛滋而死亡只是沒有這麼明顯。雖然娛樂性藥物於傳播上會有影響，但最早傳播途徑不是靠娛樂性藥物。」
愛滋起源 來自猩猩的你？
根據《BBC》報導，英國牛津大學曾和魯汶大學合作，分析愛滋病毒基因碼的突變過程，以此建立病毒系譜找出愛滋病源頭。而一如外界所知，hiv病毒最早來自黑猩猩，黑猩猩身上檢測出的病毒為hiv-1 O組，直到進行第一次跨物種感染，人類身上的hiv病毒則稱為hiv-1 Ｍ組。
上個世紀20年代，非洲大城金夏沙（現為剛果首都）是第一個出現跨物種感染的城市，歐洲殖民時期雇用大量居民做奴工，黑人奴工遭到白人雇主施暴便躲至叢林避難，牛津團隊分析，當時人類可能於獵捕過程中受傷進而接觸到黑猩猩血液或食用野味，才讓病毒產生跨物種傳染。
杜思誠表示，hiv由猩猩傳染至人類並非外界以訛傳訛的「人獸交」一說，而hiv病毒已存在黑猩猩身上多時，病毒與宿主達到共存，但人類第一次接觸到該病毒兩者無法平衡便會產生屬於人類的症狀。
HIV病毒最早來自於黑猩猩，病毒產生跨物種感染則起源於殖民時期的非洲。（圖／pixabay）
當年金夏沙因發展迅速吸引大量男性勞工移入，終究導致性別比例失衡，也延伸出性產業、共用性伴侶等問題，病毒自然容易於社會中傳播。加上當年金夏沙已有一套完善的鐵路網，以至於愛滋病毒伴隨遷徙、商業向外移動，在短短二十年間已隨著人流移動至1500公里外的城市。
之後剛果民主共和國成立，吸引同說法語的海地人進駐工作，便把愛滋病毒帶回海地。直到海地，愛滋才開始與同志相關，在於海地信奉巫毒教對同志沒有宗教包袱，基督教國家至海地旅遊與當地人發生關係，感染後再將病毒帶往海外。
另外則是血液製品，海地是便宜出口地，商業公司在這裡設廠取原料，再把產品外銷至美國。
但海地、剛果身處邊陲，國際主流社會不曾關注，直到愛滋病毒登陸美國才成為關注焦點，「之前外界發現第零號病人是美國某位男同志，但若硬要說，最早其實是有一套歷史脈絡，但殖民時期不可能抓出誰是第零號病人。」
同志＝愛滋？
愛滋病毒若能在短時間大規模傳染，多半要回顧當時時空背景下是否有利於傳播的政策或環境因素，光靠單一族群實在難以達成，但為何外界依舊將同志與愛滋綁在一起？
杜思誠表示，1981年，美國的確是於同志身上發現愛滋病毒，台灣當年也是從男同志身上發現愛滋病毒，而早年美國與台灣政府都曾將男同志、性工作者、吸毒者劃入「愛滋高危險群」，加上當年民眾對世紀黑死病的恐慌與高死亡率，很容易便將特定族群貼上標籤。
「我們對性有既定價值觀，違背了這些價值觀就是不好的性、就要被懲罰。」
近年，政府不再標誌高危險群，至多每年由衛福部疾管署公布愛滋統計數據，「過去提到愛滋數據都會提男男間性行為，但現在好一些會標註是男男間「不安全」性行為為主要傳染途徑，重點是在於不安全。」
根據疾病管制署統計顯示，愛滋感染途徑中較多是透過男男間不安全性行為，杜思誠認為可能性就生理層面而言，男男性交中直腸相較於陰道比較容易受傷，比較容易感染。
再者，男同志相較於異性戀仍屬少數，人數基數少，若疾病在同志社群之中傳播個體也較容易碰到，但之中亦有社會性因素，例如缺乏同性安全性行為教育、對同志的惡意或歧視言論。
同志熱線過去舉辦多場男同志安全性行為講座，幾乎每場都有人詢問該如何安全且舒服的從事性行為，杜思誠認為，若要更全面地進行愛滋教育，仍要從性別教育、性教育做起，「社會還是不夠友善，學校能否公開談論同志教育，學校能否告訴學生身為同志是很正常的事？教導安全性行為是否可以兼顧不同的性傾向族群？」
愛滋並非專屬於男同志的絕症，而是有一套複雜的歷史脈絡。（圖／shutterstock，2017.11.01）
愛滋只是小感冒？
近年因醫藥技術進步，過去被視絕症的愛滋病逐漸獲得控制，只要控制住體內病毒量便能與一般未感染者無異，而近年網路上則出現新的調侃詞彙「小感冒」，用來諷刺愛滋感染者。
若要理解現代醫學下的愛滋病，杜思誠認為，較好的理解方式是將愛滋類比為慢性病，「像高血壓或其他慢性病也需長期投藥控制，只要吃藥就可以被控制得很好，體內病毒量測不到就不會影響免疫力也不會傳染，基本上可以跟常人一樣生活。」
但杜思誠表明愛滋不會只是小感冒，在於愛滋目前仍無法根治且不能不處理，此外「因為愛滋污名讓感染者的處境很不一樣，得癌症不怕被歧視或失去工作、醫護拒絕治療，但愛滋病患可能會擔心遇到這些狀況，這都不是小感冒會遇到的。」
愛滋會是感染者人生的重大事件，但透過現今醫療模式已經可以不對感染者的人生產生劇烈影響，「它可以不要影響個人人生這麼多，但對人生或生活影響多大，取決於你有多少資源跟你有沒有辦法面對。」
愛滋污名哪裡來？
有沒有辦法面對，多是感染者最初碰到的門檻，也是愛滋病相較於其他疾病較為特殊之處，「在台灣，只要生病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治療，但性病是難言之隱，性病容易跟不好的性或不正常的性連接在一起，被評價為道德倫喪。」
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提到，疾病的隱喻背後透露出一種懲罰性的概念，並非疾病是種懲罰，而是疾病被當作邪惡的標誌，「愛滋病的傳播途徑比其他疾病的傳播途徑蒙受更大的指責，尤其當愛滋病不僅被認為是性放縱帶來的疾病，而且是性倒錯帶來的疾病時……。」
疾病容易被視作行為的處罰、濫交的報應，但愛滋感染途徑並不單一，根據UNAIDS統計，亞洲、非洲新增愛滋感染者途徑中，比例最高者仍為異性戀族群跟母體垂直感染。近年愛滋快速成長的中亞與東歐地區，主因則來自於施打毒品。1996年，中國也曾爆發因「血漿經濟」造成的愛滋村事件，在在指出愛滋病非特定族群專利或單一感染途徑。
然而當疾病牽扯進道德觀，道德指責、外界眼光往往促使感染者不敢求醫，「怕被排擠、怕家人與親密關係斷裂，所以不少感染者選擇不跟身邊的人說。另一種是權益問題，感染者怕僱主知道而被解僱，有些則是因感染就醫卻遭各種理由推託。」
目前政府致力推廣愛滋篩檢，但民間團體認為，要從教育、改善社會體質著手，才能逐漸消除愛滋污名。（圖／pixabay）
政府怎麼做？
杜思誠表示，目前政府正在推行「90-90-90」政策，該政策由UNAIDS提出，旨在讓90%的感染者知道自己有感染，90%感染者接受治療，90%的接受治療者都可偵測不出病毒量，藉此讓新增感染人數逐漸下降，「但UNAIDS也表明，愛滋污名是阻擋治療的關鍵必須優先處理，政府在這裡花的力氣還是太少。」
「很多人還是覺得口水會傳染……。」
杜思誠強調，政府必需持續做愛滋去污名教育，過去曾有政治人物指責愛滋病是天譴，稱患者「活得難堪，死得難看」，都是尚待破除的污名與刻板印象，「政府應該呈現更多愛滋感染者的生活樣貌，感染者經過治療後可以維繫正常生活，這件事不會影響到他的人生。」政府近年致力推動愛滋篩檢，在於希望快速看到數字與成效，但實際上必須從改變社會觀念做起。
再者，杜思誠認為，法律需重新定義蓄意傳染條例，「我認為最好的狀況是刪除蓄意傳染條例，因為目前只有愛滋病有此條例，是特別被針對，刑責為五年到十二年，相當於重傷害罪。如果無法刪除那能否重新定義，把測不出病毒量概念都放入、將未遂犯刪除。」
透過逐一撕去標籤、破除刻板印象，除了不再讓愛滋感染者孤立於社會體系外，政府也需帶頭維護感染者的各種權益。杜思誠表示，愛滋議題推廣於政府內的層級不高，希望未來能做橫向連結，維護感染者工作權益，「愛滋議題目前放在行政院底下衛福部疾管署，而勞工權益歸在勞動部，兩者有沒有可以做橫向連結，需要靠拉高層級達到。」
民間單位致力於愛滋防治與去污名教育，但這條路上少見政府的身影，而在英國，黛安娜王妃就曾擔當愛滋大使，與感染者一同用餐，「我們都是藝人在當大使，但政府高層能否公開談論去污名？即便是與感染者吃飯也好，能夠再做多一點推廣影響力一定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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