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遠哲上個月為「紐約大都會台灣日」開球。(圖/美聯社)
▲李遠哲8月為「紐約大都會台灣日」開球。(圖/美聯社)

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穿上黑白相間球衣站上投手丘,高齡81歲身影略瘦,右手劃出一道弧線射入好球袋內。8月26日美國紐約舉辦第十四屆「紐約大都會台灣日」,李遠哲擔當開球嘉賓,他說投球還能更遠更快,但今天登台比較保守,不要丟歪就好。

一出手就是好球,外界多知道李遠哲熱愛網球,但年少時日治時期棒球正風行,現在的院士當年還是個二壘手。投球還能更快更遠,這是年少熱血未退,但他說,「很多事情就跟打棒球一樣,我用棒球看這個世界。」這是科學家由小見大的人生哲學。

世界運行就跟賽局一樣有編制、有規則,但也有出其不意的逆轉與突發驚奇。李遠哲出生於1936年,當年還是大日本帝國屬地,未料賽局突然逆轉,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軍空襲台灣,李遠哲求學被迫中斷,躲到山上避難三年,「我在山上學到四季更迭、生物知識、務農抓魚,其中兩年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中學時因為生了一場病,李遠哲看居里夫人傳記度過病榻前的日子,居里夫人一生中獲得兩次諾貝爾獎,閱讀居里夫人的人生無疑給自己設了很高的門檻,「你不得不尊敬科學家,科學家可以做很多事,甚至比大自然做得更好,我因此喜歡上科學。」

「我看到科學家的生活有多美好,但必需有很高的耐心和決心。」棒球少年想當科學家,但李遠哲卻說上學的意義對他來說不大,因為學校內容跟真正想學的是兩回事,「我想當傑出科學家、跟有理想的人合作,追求平等和平的世界。」

高中保送台大,李遠哲早早就當了學霸,要解開高中數學公式很簡單,但他說最大的疑惑是生命本身,考上台大後他仍不停向自己提問、試著了解更多事,他求知若渴,除了讀書又參加大學球隊、繪畫社,常將自己逼到筋疲力竭。李遠哲說,那時的他生活忙碌,甚至到半夜都無法就寢,「我不是生病,只是覺得沒有精力。」老師為此放了他一個月長假。

▲李遠哲曾多次代表台灣參加APEC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圖/美聯社)
▲李遠哲曾多次代表台灣參加APEC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圖/美聯社)

打球想贏、玩音樂想玩出名堂,李遠哲大學時跟著做實驗、書也沒少讀,但人生還是精疲力竭,「我每天坐在家想這個世界到底有什麼意義,那時候我真正想到一件事,我一定要覺醒。」就像靈光乍現,在某一天意識到人生中有很多的限制跟牽絆。

「我們不是自由的人,你想跟別人一致嗎?別人認為你應該做的事不見得是你要的,這是我覺醒的時刻,我希望真正成為自主的個體,過上有意義的生活。」

那個年代大學生格外稀奇珍貴,被社會捧在手心,但台大畢業、學會所有學科真能成為頂尖科學家?李遠哲說:「不見得。」

「成為科學家」李遠哲無意間提到了好幾次,科學家是當年的人生目標,像是咒語不停縈繞在耳際,變成一種無形的督促,「我跟教授討論,開始知道自己要什麼,我讀俄羅斯和德國的相關著作,課程上什麼我不在意。」他笑說,這是「好科學家」的態度。

李遠哲回憶,當年初到柏克萊大學,師承化學反應大師Bruce Mahan,問Mahan教授如何開始,卻只得到自己的學位自己讀這種回覆,「他(Bruce Mahan)會來實驗室看我,問我有什麼新鮮事、下一步怎麼做,他只點頭不給意見,每次他到實驗室我還比較像教授。我覺得不對勁,我來頂尖大學卻在教教授做什麼,過兩年他只告訴我,夠了、可以寫論文了。」

當了兩年學生某天突然被一腳踢出門,李遠哲坦言當下很不開心,「但他告訴我,這兩年來表現得很好,知道下一步怎麼做,這就是科學應該做的。」

▲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於今(5)日出席2018亞太科學中心協會年會開幕時暢談環境議題。(圖/記者許維寧攝)
▲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5日出席2018亞太科學中心協會年會開幕時暢談環境議題。(圖/記者許維寧攝,2018.09.05)

當年李遠哲找Mahan問問題,得到的回覆都是「如果我知道,我早就做了。」Mahan的知識已推進到世界的前緣,問題已知但無解,研究的貢獻就是將世界的進程再往前推進,哪怕只是一點點。

1967年,李遠哲赴哈佛大學在赫施巴赫(Dudley R. Herschbach)門下做原子分子束博士後研究,分子束測量不易,為了將世界再往前推進,他從畫機械圖、組裝部件開始,花一年獨自學習製作機器,才發現做研究的熱血終歸不像棒球賽這麼洋溢,是一種孤單的修煉。

「實驗室本來有機械工程師,之後反而因為教我而沒了工作。」

當時世界上有十個頂尖團隊在研究分子繞射,每個團隊都想求突破,但十個團隊邏輯相似,研究沒有進展都歸咎於探測器效率不佳。若要說李遠哲當年是否掌握了什麼祕訣,他認為,只是換了一個方式思考。

太專業的術語大家聽不懂,他腦筋轉得快,打了個簡單的比方,「想在都市看星星,但光害很多,如果想看得清楚,機器敏感度增加一百倍也沒用。最有用的是讓電力公司關掉都市的燈,減少光害。觀察不到以為是機器效率不好,其實是背景噪音太多,這就是我的方法。」

用李遠哲的說法就是除掉「背景噪音」,只要提升真空度,計算的分子束就會變得更精準,「加州理工學院的學者做這個實驗十年沒成功,他說,你想一年內做完根本癡人說夢,我不好意思跟他講你做法不對,浪費了十年。」創造力十足,赫施巴赫為此稱他為「化學界的莫札特」。

▲李遠哲於2004年代表台灣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與智利總統 Ricardo Lagos(右)同台。(圖/美聯社)
▲李遠哲於2004年代表台灣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與智利總統 Ricardo Lagos(右)同台。(圖/美聯社)

交叉分子束實驗裝置成為李遠哲當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關鍵。他得了獎、聲名大噪,全世界實驗室搶著網羅,更有接不完的演講。大家都想聽他的見解,有一次到了米蘭,台下卻開始問他料理烹飪,「我因為化學得諾貝爾獎,我懂的是化學反應程序,米蘭市長也期待我去談烹飪的化學討論。」

談起吃,李遠哲說因為工作時間太長,比較少和家人相處,如果要說何謂美食,那就是太太的手藝。1994年返台接任中研院院長,創辦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他隨即又負責教改,而這次返台,他則暢談環保理念與世代隔閡,建議台灣政府脫離歐美發展模式,給下個世代保障,「一小時太陽能足夠讓人類使用一年。」年過八十,他做足功課,又向政府踢館,數據會說話,依舊是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李遠哲的生活忙到停不下來,用現代觀念來說是個「斜槓老年」。他對世界的貢獻毋庸置疑,但人生步入晚年,外界總揶揄他時日不多,但他能做的就是在推進世界之後,繼續於遲暮之年推進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