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宇文所安說,他高中時讀德語、拉丁語、希臘語、看翻譯的中文詩,直到大學才真正接觸漢語,「覺得沒想到這麼難。」(圖/記者林柏年攝)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對著鏡頭,大家都想聽他讀唐詩,好奇一位外籍學者怎麼讀出中文詩的韻律。他讀李後主虞美人,「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讀來全不費勁,倒有一種行雲流水的奧妙。

「那時聽他讀詩我心裡就爆出一串笑聲,這不是負面批評,是他又把我帶回若干年前的課堂上。」中研院文哲研究所所長胡曉真形容,宇文所安勞心勞力只為了在研究中尋找樂趣,「如果不覺得好玩又怎能做下去?我誠實地說,他在課堂上永遠都是have fun,他會講出很新穎的角度,我們像被唬得一愣一愣。」

宇文所安的確像個頑童,前幾天的記者會上,面對記者三番兩次提問如何在翻譯詩中保存原文音節與原意,他說要不失味只有一個祕訣-不翻譯。不翻譯就不會有後續煩惱,翻譯必有遺落但總比原地踏步好。宇文所安的回答自有黠慧,身為譯者,他只是欣然接受了翻譯必然帶來的缺憾。

面對外界老愛追著他問翻譯,大家想看到一個孜孜不倦、對翻譯中國古典文學有燒不完熱情的宇文所安,他卻說自己花了七、八年翻譯近1400首杜甫詩已經不想再碰翻譯,「我已經受夠啦!」乍聽之下不免有點言重,讓人懷疑這位深耕翻譯的老學者莫非真的厭惡起翻譯了?

宇文所安之於中國古典詩翻譯像是平地一聲響雷,但談起翻譯成就他還是露出苦笑,「我真的是做得太多了,現在只想專注於寫作。我以前翻譯杜甫詩覺得特別有意思,五年以後還算有意思,再往上加三年,已經覺得完全沒意思了,我只想著快點結束。」和喜歡的作者纏鬥八年,甜蜜終究和著苦澀。

▲ 宇文所安說王維其實是個「壞小子」,又說杜甫非常幽默風趣,讀文學作品,必需讀出外人看不見的一面。(圖/記者林柏年攝)
▲ 宇文所安說王維其實是個「壞小子」,又說杜甫非常幽默風趣,讀文學作品,必需讀出外人看不見的一面。(圖/記者林柏年攝)

翻譯終歸是一把最易取得的鑰匙,宇文所安十四歲那年接觸到中文詩也是得力於翻譯,「我高中時候讀拉丁語、希臘語,那時候沒人會想到去讀中國古典文籍。」

「我母親是醫生,父親是物理學家,但他們喜歡人文。」宇文所安回憶,1960年代他正要上大學,父母問他究竟喜歡讀什麼,他們會放手讓他去嘗試。當年美國大學生首選第一外語是西班牙語,那時後中國正在文革,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少之又少,中文實在談不上熱門,選了一條過於冷僻的路,宇文所安說,「我大學畢業時,我爸問我媽,你願意一輩子支持他嗎?」

那年頭沒有中文熱,讀中文形同前景黯淡,但身為過來人,宇文所安氣定神閒,「如果能把一件事情做好,你總會有出路。」他打個比方,選自己所愛便能把事情做到臻於完美;選父母強加的興趣或目標,最好的結果可能也只是平庸。

如果要說學者生涯有沒有一套可循的公式,他卻說學者這條路不是一種選擇,也從來沒有規劃,「這就是我喜歡的,忽然我就變成了學者。」

「我要強調,因為興趣我才去做,不喜歡就不免強,要不然你到四十歲特別不高興啊,後悔自己竟然浪費四十年。」一路當上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講座教授,職涯只是源於喜歡,起心動念付諸行動便產生了結果,用東方思維來理解,也許所有了不起的成就也只是意外的機緣。

「我們較少專注於過程,而是關心結論,如果一直想從中獲取、得到認可,那事情就可能變得困難。」困難源於心境上的感受,跟怎麼面對事情有關。宇文所安強調,值得被關注的是所做何事、做了什麼,而非強求一定要達成什麼目標(getting somewhere)。當代很多人都是「結果論」者( consequentialism),想要當學者或出人頭地,但過分關心結果而忘卻過程只會把生活變得很無聊。

「有些學生常有些問題,覺得努力讀書就可以上好中學,在中學努力就能上好的高中,在高中努力用功就能上好大學,大學努力就能拿好學位,之後找到讓人稱羨的好工作,升遷之後能買好車跟大房子,你存了一大筆錢退休,你退休之後就死了。」

宇文所安笑說,「這就是結果論,這樣的人生有什麼意思呢。」

▲ 宇文所安提到,明末清初李商隱的作品被賦予很多政治解釋,覺得背後一定藏著政治秘密(secret),「那是一個時代下的人看詩的方式,流傳下來我們就把它當作真理,其實不然。背後有更大的世界,我在探索的就是這樣的世界。」(圖/記者林柏年攝)
▲ 宇文所安提到,明末清初李商隱的作品被賦予很多政治解釋、覺得背後一定藏著政治秘密(secret),「那是一個時代下的人看詩的方式,流傳下來我們就把它當作真理,其實不然。背後有更大的世界,我在探索的就是這樣的世界。」(圖/記者林柏年攝)

大半人生投身於職教,他說當年二十歲時讀詩讀不出意思,直到三十歲才有了更深一層的況味,讀詩這回事隨著年齡會有新的看法跟啟發,「你永遠會在詩中找到新的東西,足以啟發你的人生。」做研究永遠不無聊。

當上教授後他告訴學生該讀什麼,讀一位作者的作品要讀出別人看不見的一面,讀者多在王維的詩中找禪意,而王維當上宰相卻用了孟城「坳」這樣略為低俗的用字,宇文所安笑說,「王維其實是個壞小子呢。」

「有個學生問我為什麼必需讀《輞川集》而不是讀《名篇》。我問他,名篇是什麼時候誕生的?一星期後他回來告訴我是在明朝才誕生的。所以這不是傳統,這是兩三百年內才誕生的東西。」

明清時代的王維和當代需求有關,也許王維也被賦予了一種意識型態,「你必需讀全部,才能真正趨近於他的人。」

學者跟讀者卻傾向將詩人分類,杜甫是詩史、王維是詩佛,「但韓愈嘛,我不愛看他的詩。哈哈。」他笑說李賀又是個比較不幸的例子,處於晚唐時代,輪到他的時候就只剩下「鬼」這個字可以用。

「很多人相信我們是在找一種永遠不變的真實(fact),但做研究久了,這些解釋都會隨著時代有所改變。」他說自己最討厭的詞叫「傳統」,用一個詞將人說死並不公平,「我們只能說那是『傳』,但不是永恆(forever)。」

「我們和過去的關係都很豐富,但如果把過去當一件牢不可破的事你就會失敗。」

歷史一層一層堆疊而起,直到當今歷史已經是種權威,但宇文所安說面對傳統跟歷史最重要的在於通變,「通才能夠變,我們不能只保存文學,只保存它就會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