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德國律師作家席拉赫(右)蒞臨台北國際書展,暢談律師生涯感悟與創作宗旨,台北國際書展期許,不再只是充當大型書籍市場,而舉辦文化講座,賦予更多內涵。(圖/書展基金會提供)
今年德國律師作家席拉赫(右)蒞臨台北國際書展,暢談律師生涯感悟與創作宗旨,台北國際書展期許,不再只是充當大型書籍市場,而舉辦文化講座,賦予更多內涵。(圖/書展基金會提供)

德國律師作家席拉赫被譽為「最會說故事的律師」,他曾為一百多起殺人案辯護,職涯中第一個辯護對象還是東德前書記。席拉赫文筆冷峻,卻對人性之惡有著深切的體恤。本次訪台他談到,著作《懲罰》是在探討人性的孤寂,犯罪者並非惡魔、一樣都是凡人,只是欠缺了一些保護。

德國律師作家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出身背景特殊,祖父曾是納粹青年團領袖、外祖父更是希特勒的御用攝影師。席拉赫曾表示,祖父輩對過去的惡行絕口不談,但他仍好奇納粹的罪行與人性的幽微之處,故選擇投身律師一行。

投身法律界席拉赫專職刑案律師25年,然而十年前轉行當作家,隨即以處女作《罪行》震撼文壇,席拉赫文筆冷峻如刀,一刀剖開人性,內在暗藏的卻是律師對罪犯的體恤。連律師呂秋遠也表示,是受到席拉赫啟發才開始創作。

本次台北國際書展應邀席拉赫為座上賓,談論撰寫三部曲的緣由。席拉赫表示,在法律演進過程中,從歐洲中世紀刑罰是從罪行角度出發,譬如偷竊必須砍掉雙手,後來人們開始思考加害者背後的動機,不能對偷竊者用一樣的刑罰,因為罪疚的輕重不一樣。

席拉赫談到,從寫作之初就打算完成三部曲,三部曲正好符合法官審理順序,先是調查、確認對象事否有罪,以及罪行該如何論處。但擔任律師25年,席拉赫表示,法官最後的宣判對加害者而言並非最重的懲罰,最重的懲罰是加害者的良心譴責。

「我們最不可饒恕的往往都是自己。」席拉赫談到,犯罪者不論刑罰輕重最後往往很孤寂,三部曲的最後一集《懲罰》就是回歸人最孤寂的心理。呂秋遠則談到,席拉赫的作品中「孤寂」是一大主題,且寂寞是會殺人的。

席拉赫形容,他想在在作品中表現一般人都可能遇到的社會現象,會成為犯罪者,在於能保護他們的因素都失去了。從事律師幾十年經手百名罪犯,發現罪犯其實是最赤裸、一無所有的一群人,「我面對他們,是想體會他們不是惡魔、跟我們一樣都是人,只是他們欠缺了一些保護。」談起罪犯,席拉赫自有人性關懷,「不犯罪的人只是比較幸運。」

「社會有很多精神異常罪犯,我對特殊的罪犯不感興趣,我關心像我們這樣的凡人,為何會落入罪惡之中。」若要說律師職涯幫席拉赫悟出了什麼道理,他說絕對的善良只存在於漫畫中,現實中沒有絕對的善惡,每個人的身上都有著兩個元素,只是取得了良好平衡、不至於崩壞。

看盡了人性善惡,席拉赫至今擔任過一百多起殺人案辯護律師,其他刑案加總則約有七百多件,「我覺得自己已經到了極限,若繼續做律師,我可能會憂鬱酗酒。」席拉赫談到,德國有句諺語,當杯子內盛滿了水,再滴下一滴水珠就會讓杯子內的水漫出來,之前身邊有位朋友自殺,朋友的死就是那最後一滴水,於是他決定放自己一馬,轉行當全職作家。

席拉赫轉行從事作家十年,書評說他像橫空出世的天才,至今還成為最會說故事的律師,但席拉赫當年要轉行也曾被朋友唱衰,「很多人跟我說不要當作家,說我老了可能會得肺癌、死在地下室被人遺忘。」席拉赫談到,自己還是非常謹慎,要轉行一事還是慢慢進行,確定有辦法走得長遠才會放下原先的工作,但他也隨即笑說,人生還是要一步一步進行、快不得,「但若是談戀愛覺得不適合,那就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