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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詹偉雄是博客來網路書店、數位時代創辦人，著有「美學的經濟」等書，長年投入文化社會學研究，對日本有深厚興趣的他，1992年為出版「迫力東京」一書，到日本進行深度採訪。
1992年，平成4年，正是日本經過極速的經濟膨脹後，泡沫經濟破滅的年代。
「那時日本年輕人很憤怒」，詹偉雄帶著日文翻譯採訪「東京人雜誌」主編，一般日本人不擅長也不喜歡講英文，但這名年輕主編卻執拗地堅持使用英文訪談，像是要向全世界控訴。訪談過程中他把一張「福澤諭吉（一萬日圓紙鈔）」揉成一團後往地上丟，告訴詹偉雄：「這張紙鈔的價值買不到這團紙投影的面積」。
日本泡沫經濟在1989年、平成元年達到顛峰，SONY以34億美元買下美國文化產業代表哥倫比亞電影公司，三菱集團以14億美元買下美國知名地標紐約洛克斐勒中心。但不到幾年，日本人引以為傲的大企業紛紛跌下神壇，索尼代表的家電王國，在平成年間面臨美國蘋果、韓國三星等崛起，一蹶不振，這幾年夏普甚至被台灣企業鴻海收購。
「舊力量盛極而衰，新勢力破繭而出」，日本在平成年間進入負利率時代，民眾不願意儲蓄也不消費，看似停滯不前，但內在卻悄悄轉折，詹偉雄形容，這是個「痛苦的調整」。
詹偉雄說，平成時代之前，日本是集體化社會，每個人都屬於會社（公司）或其他組織，由年長、資深者發號施令，不容有其他聲音。
「平成年代的特徵之一，就是年輕人的反叛」。詹偉雄列舉3個代表性人物，包括傳奇球星野茂英雄、日劇「HERO」中木村拓哉飾演的久利生公平檢察官，以及諾貝爾獎得主中村修二。
野茂英雄獨創龍捲風投法，轟動日本職棒，受人注目的除了日職突出表現，「任意引退」赴美挑戰大聯盟，更充滿戲劇性。詹偉雄說，野茂把個人意志凌駕於集體意志之上，冒犯整個日本的價值觀，但他卻在高度壓力下，憑著一己之力，榮耀了全日本。
詹偉雄分析，野茂及日前宣佈退休的鈴木一朗，都面對壓力不改其志，這在日本傳統社會隨時必須遵守、在意各式各樣的意見、規則，是大相逕庭的。
1991年以男子團體SMAP正式出道的日劇天王木村拓哉，演藝生涯縱貫平成年間，HERO中的久利生公平檢察官，劇中橘色夾克和牛仔褲打扮，以及全員集合排開的場景，都是日劇經典場面。
詹偉雄解釋，這個角色可說是木村所有日劇演出的積累，不同於傳統日本上班族的乖乖牌，具有獨立自主想法，卻又不只是激進反對，而是找到不同出路，還帶著幽默感，這是平成新世代的自我認同對象，也代表新平成世代的崛起。
被稱為「藍光之父」的中村修二，批評日本完全不鼓勵創新，他在小公司備受壓迫，直屬長官數度要他離職，獲得諾貝爾獎的原動力，就是「憤怒、憤怒、憤怒」。詹偉雄描述，中村就是一個平成世代的「戰鬥者」，整個日本社會也完全呼應他。
「平成是年長者曾經困獸之鬥，但最後默默退位，年輕者就位的年代。」當年小泉純一郎頂著一頭灰白獅子頭髮型，顛覆政治人物的想像，詹偉雄說，年輕新銳在平成年代的選舉中紛紛出頭，改變日本政壇風貌，「日本哪個年代可以出現小泉這樣的Rock'n' Roll首相」。
社會力的解放和流動，激起日本的創造力。詹偉雄表示，前平成建立的日本家電王國，不敵中國生產線的低價競爭，後繼興起的網路年代，發號施令者是美國矽谷，但日本卻開始輸出文化，從動畫的哆啦A夢、HelloKitty到任天堂Game Boy的寶可夢遊戲，接連掀起全球熱潮，寶可夢可視為日本名導黑澤明之後最具影響力的文化輸出。
儘管大企業榮光不再，但日本品牌包括無印良品、UNIQLO、鳶屋、星野集團，乃至於如妹島和世等許多建築師征戰全球，取而代之成為新的日本象徵。詹偉雄說，日本在平成年代輸出美學、東方生活情調，滲入全世界的社會，成為顯赫的創造性部隊。
「不要再接受集體生活，但找出獨特的因應之道」。詹偉雄表示，平成年代日本社會從集體化從眾，轉向個體化的創造，地方創生也是一個鮮活例子，瀨戶內海藝術祭、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都是在平成世代年輕人進駐後所開創，重振地方光榮感。
不論是三個平成代表性人物、地方創生，及30年間釋放的日本創造力，詹偉雄說，這如果沒有跨世代和解，是無法完成的。
日本演員柳葉敏郎和妻夫木聰代言日本樂透彩公司，兩人演了16集的樂透廣告，柳葉敏郎演部長、妻夫木聰是下屬，原本仰慕部長的小職員，不斷地被部長陷害，透過嘲諷手法詮釋世代之間的戰鬥和和解。「這就是平成宣言」，詹偉雄用這部廣告，為日本這30年下了註解。（編輯：廖漢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