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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法立法美意：是想修補醫病長久以來，在健保崩壞的時代潮流之下的對立關係，促進醫病和諧，同時實現「善終」，但是卻無罰則，即沒有任何約束力，試問，忙碌的醫護人員，誰會在健保給付的點值（只會稀釋，不會上漲）之下，做醫死而不做醫生，當醫護可以選擇遵守或是不遵守，有需求的病人便會成為人球，若是自費做預立醫療指示，又排除了貧窮之人（缺乏排富條款）。
2. 諮商成本之高昂：預立醫療自主計畫（Advance Care Planning，簡稱ACP），諮商的費用和健保卡註記的費用，選項的多元化，安寧團隊的照會，兩位專科醫師的確認，門檻幾乎高到等於罷免民意代表。
3. 排除部分人士：如果生命權及自主權是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那麼便是普世價值；然，最近有教授學者演講提出，認為應該排除憂鬱症…等意圖自我傷害或有自殺想法之人，所做的預立醫療自主計畫、預立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s，簡稱AD），因為「憂鬱症」是疾病，是沒有行為能力的「病人」，導致憂鬱症患者又再度汙名化，不能行使憲法基本的「生命權」、「自主權」，但是在不踰越影響他人自主的前提，病人也應有人權，況且憂鬱和情緒低落難以界定，而且人格是會隨著時空而改變的；新生兒若有重大不可治癒缺陷，且有醫學實證難以存活超過幾年，父母可以做預立醫療諮商，簽署預立醫療抉擇?
4.痛苦難以忍受之定義：各專科醫學會（精神醫學會，神經內科醫學會），最害怕定義這種主觀的，且迷糊不清的「症狀」，像是失智症患者經常出現的失智症之行為精神症狀（behavior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簡稱BPSD），照護者本身處在24小時，365天的照護壓力之下，也是痛苦難以忍受的人。
5. 政府的長照2.0：本意是希望讓失能者得到好的照顧，本法卻希望一魚兩吃，一次解決兩個問題，照護者和被照護者同時都能享受「自主權」，老老照護不無少見，本國現階段並不是社會福利國家，當照護者壓力太大或社會福利資源不足，照護者很可能因一時氣憤或沮喪，失手傷害失能者再自我傷害，也會在阻卻違法事由之中，得到有罪但減輕其刑的判決，滿當媒體播報，變成是下一個悲劇仿效的對象。因為醫療資源有限，司法資源也同樣有限，自主的程度以不妨害他人權利為限；然，照護壓力不是一般正常家庭，健全人可以體會的。
6. 本法納入緩和醫療：本希望在長照機構，安養護中心…推廣，但是這些機構原本已經背負「不孝」的罪惡感，現在又將緩和醫療觀念列為養護機構的推廣重點，甚至列為評鑑重點；讓原本超收病人的問題，剛好迎刃而解了嗎?
其實並沒有，機構的設立目的是營利，讓每個失能者簽意願書，翻床率加快？生意更好嗎？這些養護機構又不是西式百匯的經營模式，如同RCW（呼吸照護病房），因為安寧的觀念普及，逐漸為國人接受，占床率逐年的下降之中，衛生局並沒有輔導轉型或是介入處理，以致居護所更積極提前布局，只要有病人從RCC（respiratory care center，呼吸照護中心）轉出；入住到RCW（respiratory care ward，呼吸照護病房），便馬上前往挑選合適病人，挑剩的病人只能等著被「安寧」緩和醫療。
台灣的儒家、道家思想文化背景，不應該為了爭取世界死亡品質排行而「跳耀式」進步，我們應該先從、已經過幾次修法的「安寧緩和條例」開始著手，先立法將「生命教育」納入學生教材，從小學一年級、甚至電視廣告、廣播節目開始宣導教育，本法應逐步推廣，等到廣泛大眾對於生死觀念能夠接受，有了基本認識之後，自然可以水到渠成，再來逐步施行意願書的預立和註記，逐步提升國人的生活品質，尊嚴與死亡（往生）品質。
本法不該是一群教授、委員們、專家學者們公開、公眾辯論，勝者讓法條「強制執行」，在2019年1月6日，本法一定會有人率先使用，而後法界產生判例，不該讓醫療善終問題，這個燙手山芋丟給法界去傷腦筋，像是矛盾：貓狗可以安樂死，人即使失能也不能安樂死（道德、倫理約束），卻可以安寧死（法律保障）！
健保署打的如意算盤是挖東牆、補西牆，拿急重症的給付額度來給付，預立醫療諮商和註記健保卡的行政費用，卻有可能意外開啟亞洲第一個合法安樂死國家（本法已說明醫師可以依個人意願，施行或不予施行），文字上換了詞，意義沒有改變，咬文嚼字後仍舊是「自然死」；寵物貓狗的安樂死也是自然死，我國禁止吃貓肉或狗肉，但每年流浪貓狗安樂死數量並無下降，立法者卻明訂一部「先進」的法律（媲美社會福利國家），原本是約束人類行為的律法，搖身一變成為鼓勵醫師「作為」的法條，讓健康人（或病人）得隨時白紙黑字決定、或撤回自己身體處分權，當符合臨床狀態時，生命權可以交由醫療委任代理人（類似司法訴訟的強制委任制度），專科醫師或最近親等家屬處置，包括：器官捐贈，大體捐贈…等，當中央健康保險署，把安寧療護給付和器官、大體捐贈；或，本法和緩和醫療綁在一起；表示國家民眾的生命教育（健康）識能，並未因本法而提升，反而是把器官大體買賣、捐贈（包含：私下無償捐贈、或交易），遺產贈與和保險利益所得；和生命法益交給司法單位去仲裁，間接使善終的成本轉嫁給社會，瘦了長照機構，肥了緩和醫療單位，自費諮商的項目增多，健保得以永續經營（但品質無法提升）。
●作者：陳三光／花蓮縣/ 一般內科醫師（法律研究所碩士班進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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