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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論壇》賈德.戴蒙/日本如何面對動盪的未來?

▲日本的未來面對重重挑戰,如何帶領國家向前邁進,考驗領導人的智慧。(圖/取自Pxfuel)
▲日本的未來面對重重挑戰,如何帶領國家向前邁進,考驗領導人的智慧。(圖/取自Pxfuel)

文/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

2020-08-31 20:00:00|2020-09-02 16:28:12

【本文由《時報出版》授權刊登,摘自《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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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根據十二個預測因素來思索日本的未來。如果僅是作為學術練習,我們可以思考這些因素是否可以預測日本能否解決當前問題。更有實際效用的是,我們可以建議日本人在了解這些預測因素後,如何運用它們來擬定解決方案,進而克服他們現在為自己創造的一些障礙。

影響國家危機結果的12個因素:

1. 國人對於國家陷於危機中的共識

2. 承擔國家採取行動的責任

3. 建立圍籬,勾勒需要解決的國家問題

4. 由其他國家獲得物質與財務支援

5. 以其他國家作為解決問題的典範

6. 國家認同

7. 誠實的國家自我評價

8. 國家危機的歷史經驗

9. 國家失敗的應對之道

10. 針對特殊情況的國家彈性

11. 國家的核心價值

12. 擺脫地緣政治的限制

值得樂觀的一個原因是,日本在歷史上屢次成功地解決危機(表1.2中的因素#8國家危機的歷史經驗)。

在近代,日本兩度以重新評估和選擇性的改變,締造國家成功的故事。最激烈的變化隨著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展開。培里准將的艦隊在一八五三年強迫日本開放,引發了日本民眾對於日本可能和許多其他非歐洲國家一樣,被西方列強接管的恐慌。日本透過選擇性改變的應急計畫自救。它放棄了國際隔離、幕府統治、武士階級和封建制度,採行了憲法、內閣政府、國家軍隊、工業化、歐式銀行體系、新的學校體制,以及更多西方的服裝、食物和音樂。但同時,它也保留了天皇、語言、書寫方式和大部分的文化。因此,日本不僅保持了獨立,也成為第一個在財富和國力上堪與西方抗衡的非西方國家。再一次地,二次大戰後日本做出了更進一步激烈的選擇性改變,放棄了其軍事傳統和對天皇神性的信念,採行民主制度和新憲法,發展或恢復出口經濟。

另一個值得樂觀的重要原因,是日本以往的耐心表現和由失敗挫折中恢復的能力(因素#9國家失敗的應對之道),我在之前引述了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對日本的評論,誠如他公開承認的:「儘管我在被日本占領期間的經歷,以及日本的特質讓我學會恐懼,但現在我尊重並欽佩他們。他們的團結、紀律、智慧、勤勞和樂於為國犧牲,使他們成為巨大且富有成效的勢力。他們意識到本國資源的貧乏,樂於持續以額外的努力成就無法實現的目標。由於他們的文化價值觀,不論發生任何災難,他們都會成為孤獨的倖存者。他們不時會受到不可預測的自然力量打擊—地震、颱風和海嘯,經歷死傷卻能重新振作、復原⋯⋯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神戶大地震發生一年半後,我赴當地訪問,驚訝於人民的生活已恢復常態。他們從容面對這場災難,並適應了新的日常生活。」

在我的表單中,對日本有利的其他因素包括日本是群島,沒有共享陸地邊界的鄰國,因而擺脫了地緣政治的限制(因素#12擺脫地緣政治的限制),抵消了它與中、韓過度接近的地勢特點;它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感、自豪和凝聚力(因素#6國家認同);除了中、韓兩國以外,許多貿易夥伴對日本都抱持友好的支持態度或至少保持善意的中立(因素#4由其他國家獲得物質與財務支援);且其他國家提供了解決日本主要問題的模型—如果日本願意運用這些模型(因素#5.以其他國家作為解決問題的典範)。日本其他的主要優勢在於本章開頭所提及的經濟實力、人力資本、文化和環境。

抵消這些優勢是我表單上所列的三個因素。我提到它們不是為了要助長悲觀的態度,而是要說明,如果日本要解決當前的問題,必須專心著重在日本態度上的改變。一個障礙是由於環境的變化,傳統的核心價值已不合時宜(因素#11國家的核心價值):日本繼續毫無節制地取

用世界自然資源,彷彿它們用之不盡,而非領導國際合作,以可永續的方法獲取不斷減少的資源。另一個障礙是日本對二次大戰的闡述側重在自哀自憐,自視為受害者,不肯承擔日本對戰爭和自身行為的責任(因素#2承擔國家採取行動的責任)。國家政治一如個人生活,否認自己的責任,就無法朝解決問題邁進。如果日本希望改善與中、韓的關係,就必須仿效德國的榜樣,承擔責任。

剩下的一個障礙是,就我看來,日本在幾個關鍵領域上缺乏真誠、真實的自我評價(因素#7誠實的國家自我評價)。上文提到的進口資源問題和對二次大戰的闡述就是兩例。另一個例子是日本誤以為防止人口減少是當務之急。如果日本人口由目前的一億二千七百萬人降到二千萬人,確實會造成問題,但我認為如果只是減少為八千萬人,非但無害,反而是莫大的優勢:即減少日本對進口資源的渴求,這原是日本現代史的禍根。日本之所以強大乃因它在本章開頭所敘述的許多性質優勢,而不是因為日本目前的人口數一億二千七百萬剛好與墨西哥一樣,與德國的八千一百萬不一樣。

另一個需要日本自我評估的領域是移民。這是許多國家用來解決日本視為嚴重問題的方法:尤其是年輕勞工與退休長者的比例下降,兒童托育的選擇有限,以及老年人的看護人數不足。日本可選擇以加拿大成功的移民計畫為模型,或是取自日本人移民到美國和南美的經驗,擬定移民政策;日本的另一種選擇是繼續拒絕移民,然後將顯而易見的替代方案付諸實踐:例如消除眾所周知將女性阻擋在職場外的障礙,擴增日本本土的勞動力,大量增加照顧幼兒、護理師和看護長者等客工的定期簽證數。這些解決方案並無訣竅,各種方案都有其自身的優缺點,只要硬著頭皮,針對一個解決方案達成共識,避免目前持續的癱瘓。

在未來的十年中,日本的這些問題會如何解決?實際上,日本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比起一八五三年其長期隔離政策驟然結束時、或一九四五年八月因戰敗而奄奄一息時所面臨的問題要小得多。日本能由上述兩個重創中恢復讓我相信,今天,日本同樣可以再次選擇重新評估其核心價值觀,拋棄不合時宜的,保留仍具意義的,並將其融合於適合現代環境的新價值觀裡。

▲普立茲獎得主賈德.戴蒙(Jared
▲普立茲獎得主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新作《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圖/時報出版提供)
作者: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 作者、普立茲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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