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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意義是，為什麼是捷克寫下歷史？
如果只看這兩年，大家或許會理所當然地認為「捷克本來就超挺台灣」，畢竟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市長賀瑞普（Zdeněk Hřib），早從2019年就屢屢公開挺台，而參議院前議長柯佳洛（Jaroslav Kubera）更早就規劃於今年2月訪台，不顧北京反對，最後因提前身故而作罷。
但如果再往前看，2013年的捷克其實是積極提升與中國的關係，並在2016年習近平訪問捷克時達到頂點，總統齊曼（Miloš Zeman）更說出「捷克將作為中國通往歐洲的大門」的話語。
要理解捷克如何在短短兩年內，從「通往歐洲大門」搖身一變成為「歐洲反中健將」，就必須簡單回顧一下，捷克與極權大國交手的兩段歷史。
第一次交手是1938年，納粹德國佔領捷克「蘇台德區」，希特勒以「這是我最後一個要求」換取英國和法國的姑息，簽訂了簽訂了出賣捷克的「慕尼黑協定」。結果短短一年後，二戰開打，德國迅速佔領捷克的其他領土。
第二次交手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捷克共產黨試圖推動溫和政治改革，但卻遭到蘇聯疑慮「想走自己的路」，最後以蘇聯為首的東歐共產國家軍隊開進布拉格，改革旋即擱淺，捷克成為「布里茲涅夫主義」的第一個祭品。
換句話說，捷克對極權大國的擴張欲望及背信忘義，感受是非常深的，這或許也是捷克為何能率歐洲之先「挺台反中」，所要釋出的訊息：中國是另一個不可信任的極權大國。
另一個訊息是，在這兩次交手中，國際上對於捷克的聲援少之又少，幾乎是任由捷克被霸凌的狀況。或許正是因為這樣，捷克人更能體會台灣過去以來的困境，因此率先站出來聲援台灣，希望引出更多應有的國際支持。
第二個意義是，歐洲的「一中政策」鬆動了嗎？
歐洲長年來對中國的高度期待，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不僅體現經貿上，也體現在對「One China Policy」的嚴格奉行。因此，過去20年來，歐洲對於中國如何在國際上霸凌台灣，基本上是不聞不問的，只有在執行死刑時，會點名台灣出來譴責。
然而，隨著美中貿易戰的開打和武漢肺炎的究責，以及美國不斷升高與中國對抗的態勢下，歐洲各國慢慢出現「選邊站」效應，不僅在今年的WHA上對台灣的支持顯著提高，如今又有捷克議長親訪台灣國會。
如今，當美國開始頻頻稱呼「President of Taiwan」，又高調派出衛生部長來台訪問，國際上出現越來越多國家「不顧北京反對」的支持台灣，是可以預期的。
第三個意義是，國際開始認知到，台灣就是對抗中國的最前線。
美國前總統迺迪當年用德文說「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的意義在於，西柏林是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最前線，更是三度陷入危機的熱點。甘迺迪的表態，就是為了號召更多國際盟友的共同支持，與西德和西柏林一起，為民主陣營堅守第一線。
如今，在美中對抗不斷升高，中國逐漸成為威脅的格局下，民主陣營必須再度集結對抗的對象，從蘇聯換成了中國；而對抗中國的最前線，就是台灣。
換句話說，韋德齊刻意引用這個典故，也印證了歐洲人開始認知到這點，並加大對台灣的支持力道。這也呼應了韋德齊在訪台的第一個公開場合上，為何說出「我遲到了」，並給出「其他的歐洲領導人也會陸續訪台」的預告。
至於其他領導人究竟何時會到，我們要關注的是韋德齊此行對「捷克－中國」關係的衝擊。畢竟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已經嗆聲要韋德齊「付出代價」，捷中也立刻向雙方大使抗議，這場交鋒會如何落幕，就是歐洲其他國家觀望的最後風向球。
另一個觀察點，是韋德齊已開口邀請台灣的國會議長游錫堃回訪捷克，游也已經口頭允諾「疫情後擇期拜訪」。游錫堃的回應，當然是為了台灣的外交機關預留迴旋空間。如果游錫堃如約前往，就表示台歐雙方都能頂住中國壓力，各項合作自然能加速進展。
捷克議長展現了他的勇氣，引用典故用一句「我是台灣人」，訴說了合作對抗極權大國的故事。台灣除了表達感謝和敬意，也該看懂背後的意義，並用同樣的勇氣回應，讓世界看見，台灣堅守民主陣營第一線的決心。
●作者：李兆立／時代力量智庫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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