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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知道，明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週年，也是習近平要為自己做出歷史定位的重要時刻。去年香港反送中／反《逃犯條例》修正運動的浪潮，最終以香港十八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全面大勝作結，香港民心向背，給習核心帶來無比的警惕，所以以武漢疫情為藉口推遲今年的立法會大選，冷卻選情，避免泛民主派乘勝追擊，在立法會形成氣候，在政治上確實發生了止血的效果，而更可配合《港區國安法》的施行，為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取得整肅反對派和清理戰場的充足時間和空間，而可確保明年九月舉行的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建制派的席次優勢。
事實上，在今年七月第七屆立法會議員登記參選之際，香港政府便已以《立法會條例》為理由，由選舉主任就登記參選者是否擁護《香港基本法》、保證效忠香港特區以及反對《香港國安法》進行了思想審查，而取消了黃之鋒、楊岳橋等十二人的參選資格，十一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國務院關於提請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決定的議案》，又再對於立法會議員資格進行思想審查，該一決定第一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因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不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一經依法認定，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第二條將現任第六屆立法會議員納入審查範圍，因此香港政府在決定通過的第二天，便褫奪了梁繼昌、郭榮鏗、郭家騏、楊岳橋四位泛民主派議員議席，結果引發泛民主派餘下十五席議員一同辭職抗議，這一來，第六屆立法會成了建制派一言堂的局面，驟然成為「香港特區人大」。
如果立法會議員即日起會一一隨時受到港府的政治審查，就沒有理由不相信，十八個區議會的所有議員，在未來不會遭受到同樣的命運。但香港政府對反對派議員，除了明火執杖的政治審查，還有假借刑事司法名義惺惺作態的政治迫害，其著例就是反對港府推遲立法會議員改選而辭職的三位立法會議員朱凱迪、陳志全、許智峰，在十一月十八日被港府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人員，以於立法會審議《香港國歌條例》期間，以臭水丟擲會場妨礙議事，涉嫌違犯《立法會（權力與特權）法》第十七條Ｃ項規定之藐視立法會罪，和《侵害人身條例》第二十三條之意圖損害而施用毒藥等罪名加以逮捕，在民主國家，議事抗爭屬於議會自律事項，豈容警察機關和司法機關任意干涉，但在香港卻發生了。然而這些都只是港府對於反送中運動全面進行秋後算帳的一個環節而已，可以預見，在前立法會議員之後，也將會有公民團體成員陸續遭到整肅。
但更令人怵目驚心的，則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在《香港商報》發表〈香港支聯會涉嫌本地違法與國安違法〉，指控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屬於政治顛覆性組織，在《港區國安法》之外，尚涉嫌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的叛逆罪和煽動意圖罪；《公安條例》的非法集結罪和暴動罪；《社團條例》種種禁止行為，而認為保安局局長可以禁止支聯會運作。田飛龍雖然否認是受意寫作，但他試探風向的意味濃厚，換言之，圍繞中共習核心的圈子和幫閒，已經有人在思考要對支聯會開刀了。支聯會是為聲援六四而誕生的團體，每年主辦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紀念活動，其領袖幹部群，都是香港具有風骨和道義的社會賢達和政治菁英，一旦遭到迫害，非但香港紀念六四的傳統必然中斷，香港社會的中堅力量必定毀滅，香港全面內地化的阻力也就不存在了。而我們預估，如果中共決定動手，應當會在六四和七一之前，一舉拔掉挑戰國安體制社會集體行動的引信。
明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實施的第一年，針對港澳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將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自治方針，並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所以在政治上的緊縮作為，最終要在第七屆立法會議員選舉中取得其政治正當性的聲稱，第七屆立法會議員選舉的勝利和強化對於香港立法會的控制，都不可有所差池。
在《十四五規劃》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復強調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高品質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政策措施，增強港澳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支援香港、澳門同各國各地區開展交流合作，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粵港澳大灣區是加速港澳內地化以及粵港澳一體化的重大社會工程，更要有香港立法會的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首都在廣東省深圳市，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意弱化香港的經濟自主性，以便實現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而當中我們要留意的是，在美國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科技產業脫鉤的情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有建立自主的智慧財產權生產基地，而香港則只能基於其國際化的既有優勢作為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三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輔助城市。但令人懷疑的是，香港內地化之後，缺乏法治、權益和自由創新的制度性保障，同時又有西方國家高度警戒智慧財產的保護，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協作功能能如何發揮。
面對香港沉淪的變局，我國可以有的作為，就是成為香港人民的後盾。一方面，維持香港的持續繁榮，是我們對於香港人民的道義責任，畢竟大多數香港人並沒有能力移民國外，他們只能守住自己的家鄉。所以我國能夠提供最好的保障，就是讓香港人把臺灣作為避險的第二故鄉，能夠在臺灣自由停留或居留，從而能安心地繼續在香港為生計奮鬥打拼。
其次，對於香港具有高度政治風險的反對運動者和各界菁英，我國應基於政治庇護的人道考量，歡迎以及協助他們以專業技術移民、投資移民或留學等去政治化的方式移民臺灣，包括移民審查條件，以及當前基於武漢疫情對於香港人民來臺的入境管制，無論是否是基於商務履約或投資考察的名義，乃皆應當鬆綁，這可由民間公正人士以參與入境聯合審查或提供審查鑑定意見的途徑來協助政府作成正確和有利的決策。
第三，我們要呼籲中華救助總會，要善盡當年在香港救濟中國大陸災胞的立會宗旨，一秉初衷，承擔起協助政府收容安置難民的責任，就此，也期待政府儘早解決與救總之間的黨產爭議，而在此之前，我們則建議內政部移民署應編列預算，專案補助民間專業機構協助香港難民的收容安置。
第四，支聯會在香港設立的六四人權博物館岌岌可危，可能不保，我們期待政府能協調找到適當的閒置公有展館，將六四人權博物館移到臺灣繼續展出，讓六四的記憶在臺灣保存下去，直到中國民主重光的時刻。
●作者：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中國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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