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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農曆年後，我們兩家公司和談時，我才跟林恩平（大立光執行長）第一次見到面。想到以前兩家公司這麼針鋒相對，其實我心裡很緊張；沒想到，林恩平一見到我就笑著用台語說：「這條事情卡早見面，今天就不用搞成這樣了。」
和解之後，這一切總算是落幕了，我再也不用去法院。你知道去法院是一件很累人的事，那種內心的累，比肉體的累還恐怖，我都覺得每次出庭，細胞都要死掉兩萬隻以上，因為真的非常緊張。我們在刑事案件被判無罪，因為沒有任何一個證據顯示，先進光讓大立光的離職員工挾帶任何機密文件，這些判決書都有寫。當時這些從大立光離職的工程師，離職下載的文件是他們在大立光工作時寫的程式，當初他們只是很單純地想：「這是我寫的，為什麼我不能帶走？」
但是在智慧財產法院的見解又不一樣，先進光反而被重罰十五億元。現在歐美國家也都是這樣認同，公司就算無過失責任，還是要負起連帶賠償，而且會重罰。所以我覺得台灣將來在營業祕密還有一段路要走，因為很多案件都顯示，台灣企業在營業祕密的防禦與見解都太薄弱了。
我可以理解，像大立光這麼大的公司，大家都想挖角、偷營業祕密時，如果不祭出這麼強硬的手段，可能不足以恫嚇。其實，我不是光學產業的人，是我岳父找我父親一起投資，只是事情發生後很多股東都跑了。我也曾經想過要放棄，但是責任心與不甘心還是支撐我下去解決問題。當時我真的睡不著覺，現在終於可以睡得著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