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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羅谷從路家人在青少年/青年之交的年紀，到東莞或是其他的工商發達城市打工說起，提醒中外讀者這些農民工不但要受低薪、工時長、居住環境惡劣之苦。還因為他們不是城市中的正式居民，經常會受到公安檢查證件的刁難，甚至會被關進拘留所要等雇主拿現金來贖人。另一方面，雖然因為外商在90、2000年初期蜂擁進入中國，競相徵聘勞工的狀況下讓農民工的薪資待遇有所改善，但是工人要形成集體的力量和資方抗爭，依然受到中共的刻意阻撓。
注意到這個現象的羅谷，因此特別拜訪了在珠三角艱苦運作、少數為工人發聲的非政府組織。勾勒出政府會以法律手段對付這些組織的領導人，他們通常是爭取勞動權益出身的律師。讓他們因為政治性的罪名入獄、被全天候監視、租不到辦公室或是在罷工開始的前夕由國保(中共國家安全保衛局的人員)帶去"旅遊"。即使好不容易成功發動了罷工，當地政府馬上派出大批公安、武警進入廠區監視工人的一舉一動，這就是發生在台灣製鞋大廠裕元東莞工廠內的實際情況，也讓原本答應和羅谷見面的工人因為感受到壓力而取消會面。
唯一剩下有望改善勞動權益的管道，就剩下國外下單品牌大廠對中國代工廠的不定期稽查，確認勞動條件是否符合這些品牌大廠自己訂定的供應商規範。但羅谷透過實地到這些代工廠去考察發現這些工廠早就針對這些例行的稽查發展出應對之道，還寫成書面的"指引"：只要有人來稽查，馬上讓未成年實習工、未成年全職工、無身分證員工從後門離開廠房，並要他們不要在宿舍區逗留，然後馬上要求接待稽查的人員準備好所有相關文件，還要求工人戴上口罩、耳機。
另一方面，為了應對2008年11月1日的勞動合同法，不論中外的大工廠為了防止勞動成本增加，紛紛把工廠內的全職工改為派遣工，結果到了2012年，全中國派遣工數量已經達到6千萬人，是合同法剛開始實施的三倍。羅谷還曾造訪位於東莞南城區的佔地廣闊的諾基亞手機製造廠，該廠在2012年雇用了約1萬名民工，但根據一位工人的估計，不到三分之一是真正的諾基亞員工。派遣工的薪水只有正職的3/4、沒有紅利、不能入住廠裡的宿舍、不能參加工會、常被管理人員欺負。然而在諾基亞在剛完成一次場內稽核後，發現東管廠「乾淨，管理適當，尊重員工，沒有歧視。」但諾基亞拒絕透漏契約工在所有工人裡面佔比多少。
除了工人本身的勞動條件改善始終有限外，他們在私生活領域一樣遭受各種中共建國以來就刻意維持的制度姓歧視。羅谷以書中主角路家一名在東莞經商略有所成的成員為例，告訴讀者在夫妻兩人並不想和其他農民工一樣，把小孩送回家鄉的寄宿學校。但剩下比較可行的選項就是送小孩進東莞的私立學校，這樣的學校學費很貴，一學期學費可能高達1萬5千人民幣。而且教學品質還得不到保證。
至於東莞城內的公立學校，因為小孩的父親沒有城市的「戶口」所以無法入學，只有少數交了一大筆特別費的人可以破例進入。
雖然中共已開始進行一種稱為「記點制」的改革，準備對一定數額的外地人提供「戶口」。若是累積到一定點數如教育程度越高、在當地買房、連續幾年捐款給社會福利計畫等就可以合法申請當地「居住許可」以及此項「許可」附帶的種種權益。但對大部分的農民工而言，要累積到足夠的點數根本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不只是在教育上，這種城鄉居民在制度上的不平等事實上還因為90年代中期政府進行的財政改革而擴大了。由朱鎔基在98年升任總理前完成的財政改革讓地方必須交出一半以上的稅給中央，但同時中央為了擴大教育和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又要求地方為新計畫提供經費。正因為如此，朱鎔基的改革無意間造成了社會福利經費的地區可觀差異。因此沿海富裕省分用在醫療保健上面的經費就排擠了貧窮內地的經費，也造成了區域間平均壽命的差異。例如上海男性的平均壽命是80.2年，但西藏只有68.4年。同樣的，在2010年代中期上海用在一名小學生的經費平均為14528元，但在貴州只有3237元。
所以綜合上述所言，中共看似亮眼的經濟表現其實背後依然是惡劣體制的延續。羅谷引用了華盛頓大學地理學家陳金永的精闢觀點，陳認為在毛時代的戶口登記制度防止農民進入城市，結果是中國的低度城市化比不上其工業化程度，造成「城市化不足」的現象，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卻出現了一種「城市化不全」型態。防止人口移動的管制措施一解除，「鄉村遷移城市」應聲急速擴張，然而城市的社經利益並沒有隨之延伸到大部分鄉村來的移工身上。
這種高度扭曲也不公正的制度其實也讓整個經濟體系付出代價，約有三億城市居民原本是農民工，但有個已經失去老家原耕作地的權利，又沒有城市居住許可，所以無法加入平價的健保計畫和城市住宅計畫，子女也無法進入公立學校，工作也不知道可以做多久，所以他們會努力存錢，做經濟學家所謂的「預防性儲蓄」。相對的，留在農村的人則是守住一小方不能買賣的田地(平均每個農民的工地只有1.5英畝，非常沒有效率)，努力營生，不願意將自己微薄的收入投資在改善灌溉設施、購買優良種子等，所以作物產量始終低落，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共的GDP中，「家庭消費」始終只佔一小部分的原因。
然而更讓人感到難以接受的是，儘管農民不准買賣土地，但是土地買賣卻佔全國數萬個縣、市、鄉、鎮、村政府每年收入的至少一半以上。因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官方劃為「農地」的田地如果符合該法模糊界定的「公共利益」，得以改為工商業用地。於是官員往往以較高的價格賣給開發商，讓他們興建住商大樓。土地便宜、輕易取得的土地信用造成了中國常見的「鬼城」現象。
對於上述種種弊病，中共也只是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來應對。羅谷書中提到比較重要的有：(1)中共想讓農民工和農民安置在一些新發展的小城市，以新蓋的城市住房換取這些人原來有權利耕種的農地。(2) 鼓勵農民工回鄉創業。(3) 發展服務業的「高附加價值經濟」。總理李克強在2014就曾說：「想像一下，如果中國的九億多勞動力大部分都學會了中端到高端技術，中國製產品的規模和水平會高到什麼程度。」(4)想讓工廠朝向多用機器人轉型，來取代工資上漲，也更難以控制的年輕一代農民工。
羅谷對於這些措施能否成功解決扭曲體制造成的巨大不平等書中並不樂觀。而從他書出版後最新的發展，也就是李克強去年公開承認全國還有6億人月收入不到1000塊來看，轉型之路遙遙無期。羅谷也的確在書中已經提出警語，認為這種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和貿易戰開打而加速轉壞的經濟前景讓人對中共的前途難以樂觀。他出書後的疫情其實只是讓所有讓人憂心的趨勢加速發展，雖然中共又靠強大的政治權力挖東牆補西牆暫時掩蓋了問題，但只要細心讀過這本細緻、視野全方位好書的人，應該就是在中共內部出現驚天大變動時，最不感到驚訝、而且說不定會發出「我早知道」感嘆的少數群體吧!
●作者：趙君朔／紐約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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