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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灣後，小路住在南部鄉下。每天都要早起工作。幾個月後，小路懷孕了。小路的婆婆帶我去產檢。醫生告訴我，如果我不注意，很可能會流產。「我拜託醫生用台語跟我婆婆說，希望她減輕我的工作。醫生開了藥，要我注意安胎。可是每天早上五點，我婆婆就來敲我們的門，叫我到屋頂去曬魚。每天我都工作到很累；我非常擔心胎兒的情況。」小路說。半年之後，小路決定要回到菲律賓生產，因為在台灣沒有辦法適應食物和勞累的工作。
直到把孩子生下來，她都待在菲律賓安養。「期間，我的公公再次來菲律賓要求我回台灣。我很清楚告訴他，我不想回台灣生產，而且當時月份大了，無法上飛機。公公離開前告訴我，孩子生下來後，有任何需要告訴他，他會請仲介送錢給我。過了預產期，孩子經過催生才生下來。公公一直要我提供出生證明，然後才願意給我經費。我非常生氣，覺得他不顧念嬰孩的需要。我找了一份工作，獨自在菲律賓養育孩子。我對於台灣家庭的反應很不解與失望，心中很是愁苦。」小路表示，工作遇到的上司聽聞她的狀況，常常鼓勵她並邀請她到教會去參加特會，自此後她經歷了靈性的復甦，有了心靈寄託。四年後，有一天小路終於有了第一支手機。她打電話給當初一起嫁到台灣的朋友，就只是單純的問候。沒想到她說要聯絡我先生的姐姐。輾轉聯繫上後，小路的大姑告訴她婆婆過世了，希望她能回台灣。而大姑也已經離婚了，現在搬回家住。她在禱告後，覺得應該回到台灣來面對了。
「回來後，我發現我先生真的是『媽寶』，甚麼事都是聽家裡人的。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大姑在夜市賣鹽酥雞和烤肉，我協助她備料。但她卻一週只給我工資六百元。我想這個家怎麼這樣！」小路說，當下心情非常錯愕和難過。「後來生了第二個孩子。先生每個月只給我兩千元，根本不夠給孩子買奶粉和生活所需。我只好每天夜裡三點、三點半，趁著孩子熟睡的時候，到馬路上、海邊沙灘上撿拾寶特瓶、鋁罐去賣。鄰居看了都笑我。」
小路說，自己住的地方很鄉下，她也不會坐公車，以前必須到鎮上時，都是婆婆帶著她，次數也很少。「我一直想要如何突破。我的語言不好，都講得不標準。人們常說聽不懂我說什麼。我還是厚著臉皮問外甥女和屋後的阿姨，要如何搭公車去鎮上。」有一天，基督教醫院的同工打電話告訴小路，週三有新住民台語課程，這是將來申請身分證必要的語言時數，要把握機會上課。小路終於得到機會，可以有正當理由到鎮上，能夠暫時脫離家裡的壓力，可以認識新朋友。後來小路也開始參加週六的團契聚會。「我很感謝上帝為我開這一扇門，讓我可以得到歇息，也得到屬靈的餵養，那是我渴望已久的事。」
現在碰到疫情，小路的生活更不容易。「為了我和兩個女兒的生活，我需要兩份工作。一份在民宿、一份在安親班，都是清潔的工作。自5月19日『停課』之後，安親班的工作就沒有了。再過幾天，民宿也暫時歇業，工作也暫停了。所以，當我聽到有人還有工作可做，卻總還是抱怨時，心裡總是很難過，因為我連工作都沒了。希望疫情趕快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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