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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時代的學術界佈滿線民,施正鋒表示,過去很多大學教授被調查局、國安局等情治單位吸收後,先拿獎學金出國讀書,回國後再到校園任教。
針對轉型正義如何解決威權時代的線民問題?施正鋒以東西德統一後德國為例,軍公教與政要需要「自清」證明自己過去沒做過線民,主要是擔心這些人以後會作怪,最主要是擔心有資料在俄羅斯手上,日後受到控制。
施正鋒認為,任何事情都有時代背景,現在加害者已經找不到,主謀蔣介石也已經過世,我們不是受害者無法代為原諒。若非劊子手,只要任何人選擇出面交代原委,社會應該會接受其洗心革面,否則,一輩子的良心不安不說,不知道何時會淪為二度幫兇,但是查出真相後,大家是否能承擔得起又是另一個問題。
台灣智庫諮詢委員董立文受訪表示,過去威權時代吸收線民不外乎就是利益交換,或是脅迫,被脅迫者因為恐懼權力而屈從,今天去追溯情治單位吸收線民其實也不太公平,因為現在情治單位都已經國家化。如果從宏觀角度來看,當時大家都無法脫離情治單位監控體系,某種角度也可以說黃國書是間接被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