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必然有些人會覺得超商店員遭刺死與總統沒有關係，但從5月17日新北超商店員勸導顧客戴口罩被毆打，到9月26日屏東女超商店員被徒手挖雙眼，全台至少已經發生5起超商店員因為勸說顧客戴口罩受重傷的事件，卻沒有得到政府相對的重視，民怨自然只有向上尋找出口。
防疫的本質有很大部分就是限制人民自由，藉由犧牲人民自由來限制病毒的擴散，這樣的過程必然會導致大量的民怨跟社會的摩擦，歐洲多國發生大規模抗議防疫的遊行並造成多人死傷，就是最好的明證。
今天如果是一個警察在同樣的情境下受傷或死亡，叫做「因公受傷」、「因公殉職」，政府自然會給予相對的撫卹與照顧；但超商店員受傷或死亡，只是單純的不幸事件，政府除了協助募款、探視、捻香之外，什麼都不會多做。
超商店員因勸說民眾戴口罩引發衝突及意外，其實是政府將防疫成本「外部化」的結果。無論是《傳染病防治法》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一般民眾或超商店員並沒有執法的權力，也沒有勸說的義務。
今天的悲劇，其實是超商和店員們主動承擔了部分公權力應該負起的責任，但公權力並沒有給予相對的保護跟保障。這個情況如果是發生在兵慌馬亂的防疫初期，全民自然可以體諒，但防疫至今已經超過1年半，自然就不能用去年的標準來衡量。
由於《特別條例》給了指揮中心過大的「空白授權」，全民又給了指揮中心太多的體諒，防疫「內部成本外部化」的問題隨處可見，超商店員代替公權力維持法律只是冰山的一角。包括3+11、疫苗政策、高端亂象、防疫旅館處處都有相同的問題。
指揮中心做出錯誤的決策，結果兩手一攤「不然要怎樣」，就由全民共同承擔惡果，指揮中心除了多花一些口水、背罵兩句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成本，所有的成本都由全民負擔。這樣的情況，自然就鼓勵指揮中心在作何決策時，更不須要考慮成本，也更不須要擔心後果。
以這次的悲劇為例，指揮中心雖然要超商及店家以告示、廣播取代口頭宣導，但問到簡訊實名制是否需要維持時，指揮中心卻又擺出一套高高在上姿態，強調簡訊實名制對疫調很重要，所以仍會持續進行。但試問，簡訊實名制的落實，難道不是同樣靠超商店員和店家嗎？指揮中心拆除了他們身上的一顆炸藥，卻又傲慢的要求他們繼續帶著另外一顆炸藥。如果今天執法的成本全部要由公權力承擔，指揮中心斷然不會做出相同的決定。
過去一年多的防疫，我們處處都可以看到只考慮自己方便、不考慮整體社會成本的情況，包括解封、鬆綁、邊境管制等等，指揮中心都只考慮防疫的方便，一切都用最嚴的標準防守，而不去考慮行業的死活、業者的生計、整體的經濟情況、乃至人權的保障。
當政府肆無忌憚把所有原本自己應該承擔的防疫成本都外部化的時候，民間累積的壓力跟摩擦，自然會自己尋找宣洩的出口，今天是超商店員、明天可能是其他地方，而整個國家、社會負出的社會成本，必然會遠高於原有的成本。如果我們繼續縱容政府把成本外部化，在不確定的時間地點，就會發生下一個悲劇。
●作者：單厚之／資深媒體人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至：opinion@nownew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