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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法學院教授、也是保險法專家葉啟洲今日也提出看法。他認為，如果只是在防疫措施上視為確診，不能等同於保單上所約定的「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此一理賠條件。但是指揮中心似乎是同意醫師可以在遠距診斷下，以快篩陽性結果來做成確診的診斷，一旦經過醫師診斷，便可能符合保單的理賠要件，因此影響巨大，這一變化顯然會對於產險業者造成更大一波的衝擊。
他進一步分析，第一個是快篩偽陽性的問題。因為快篩偽陽性的機率高於PCR，一旦直接以快篩陽性來做確診認定依據，產險業者將會承擔偽陽性所造成的額外理賠責任。
第二個是道德危險的問題。因為快篩由居隔、居檢及自管者自己進行，而不是由醫事人員在醫院採檢，即便經由醫師遠距診斷，仍然存在者檢體或快篩器真實性的疑慮。
即便有以上疑慮，因醫師已經對被保險人進行診斷，形式上已經符合保單條款中「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罹患法定傳染病」此一理賠要件，所以保險業者是很難對診斷方式提出爭執的。
至於有人指稱「醫事人員」不等同於保單條款的「醫師」，這個爭執在他看來沒什麼意義。因為即便遠距診斷，依據醫療法也只有醫師能夠進行。所以「醫事人員」在臨床上必然就是「醫師」。
也有人提出民法上的情事變更原則（民法227-2），建議允許保險人退費終止契約。葉啟洲對這個主張也持保留看法。首先，主管機關並沒有這個權限賦予保險人終止權，這需要法律的明文。其次，情事變更原則的適用，有嚴格的要件，必須情事變更為雙方當事人不可預見，且依原定效果顯失公平。
他表示，疫情擴大與防疫政策的改變，縱使產險業者「沒有」預見，也跟「「不可」預見不一樣。而個別的被保險人依契約可以申請的保險金，並不會因為防疫措施的變更而增加。增加的既然是可以請求理賠的人數，而不是個別保戶請求理賠的金額，就很難在個別契約中認定是顯失公平。況且，產險業著本來是有再保機制可以分散風險，如果沒有再保，自然需要獨力承擔風險，也不能說是顯失公平。
葉啟洲強調，他並不樂見產險業因為這個事件而危及清償能力，這不是社會大眾之福，因此，如何降低上述偽陽性風險和道德危險對保險業帶來的負擔，需要大家的智慧，因為若保護產險業者而限縮理賠要件的解釋，也不符合保護消費者以及契約疑義應做有利於被保險人解釋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