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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3/19單日確診破百例到5/4單日3萬例，45天來我們一路目睹了各種「不足」，例如：
1.疫苗：第三劑覆蓋率不足、11歲以下兒童的疫苗不足。
2.快篩試劑：國內存量及產能不足、國外採購不足、公費支應快篩不足。
3.醫療量能：PCR量能不足、急診量能不足、肺炎口服藥不足。
4.學校停課：大學住宿生染疫隔離空間不足、防疫照顧假配套不足、停課準備不足。
有人或許會說，這波本土疫情確實來得又快又急，政府疲於奔命可以想見，似乎不該苛責。但換個角度來看，台灣長期將疫情阻絕境外這麼久了，也看到了各國與病毒共存的具體對策，理應有更充分的時間做好準備，為何卻還是方方面面依舊準備不足？
我們可以理解，防疫工作千絲萬縷，政府當然難以面面俱到，正是因為如此，許多醫療及公衛專家這一路以來也都努力提醒各種該做的事，希望幫忙讓整體防疫做得更扎實。
然而，這樣的專家意見不僅可能遭到忽略，甚至可能被視為「異見」而遭到出征。更大的問題是，即便是事後被證明是正確的，政府不僅沒有還人公道，也看不出來因此回頭正視專家的意見，來進行對應的準備。
台大公衛學院的詹長權教授，就是一例。
當然，詹長權並非從頭到尾都被打為「防疫異端」，2020年疫情爆發初期，除了指揮官陳時中的活躍，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陳其邁，坐鎮調度同樣居功厥偉，而他背後的重要諮詢對象，就是詹長權。
然而，詹長權隨後投入彰化血清檢測研究，希望釐清社區傳播鏈，只因與中央政策方向不同，不僅得目睹與他合作的彰化縣衛生局長葉彥伯遭政風調查及揚言開罰，自己也遭到各路媒體及政治人物胡亂指控，甚至連學術倫理都被無理質疑。
結果，一年後本土疫情首次炸裂時，被大家稱讚「精準疫調」的高雄模式，正是沿用詹長權的做法。可惜，當詹長權不計前嫌肯定高雄，並且呼籲中央及各地沿用時，政府並沒有還他公道。
如今，當本土疫情再次升溫，整體防疫也要走向與病毒共存時，政府終於肯認擴大篩檢的重要性，因為各國就是這麼做的。然而，或許由於政府長期反對普篩，因此欠缺對應的準備，以致於當我們需要大量普篩時，國內存量與產能嚴重不足。
可惜的是，即便到這步田地，政府依舊連「普篩」兩字都不敢用，還自己發明了「類普篩」的新奇字彙，更別提還給詹長權公道了。
要幫公衛專家討公道，並不是想翻舊帳，那個意義不大。重點是政府應該讓防疫更回歸專業，誠懇地把專家的意見好好聽進去，才能真正做到超前部署，
例如，目前明明是本土確診每日破萬，境外移入確診僅幾百，尤其美日等國更是幾乎沒有，結果國內居隔是3+4，入境居隔卻依舊維持7+7，請問道理何在？
更直接的問題是，當國內染疫風險並不低於國外入境，居隔日數的差異已無效益的情況下，還要花費大量行政和醫療量能在入境居隔上，有意義嗎？為何不將經緊繃到爆炸的行政與醫療量能，更用在刀口上。
這一點，詹長權其實也早有提醒，但指揮中心卻依舊只願意從10+7改成7+7，既看不出防疫效益，也看不出如何讓美日等低風險國家的商務往來有效恢復，達到政府說的經濟防疫，究竟何苦？
還是那句話，許多專家過去提醒要事先準備的，現在都已驗證是正確的，政府真的該思考捐棄成見，廣納專家意見，才能讓接下來與病毒共存走得更平穩，醫療量能更舒緩，民眾受到的衝擊與損害也才能降得更低，這才是我們該走的新台灣模式。
●作者：李兆立／行動時代策略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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