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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詹長權則說,「快篩陽即確診」在學理上來說當然是可以的,但現階段的困難是快篩結果無法進行有效的資訊管理,他拿的到底是誰做的快篩其實也不知道,就算請醫師遠端看診也無濟於事,這時後就需要物聯網(IOT)能力的相關資訊業者,善用台灣的資訊武器。
對於快篩恐怕出現偽陽性的問題,詹長權指出,「如果有擔心這個,就是要加快PCR的速度,要能夠在兩小時內知道結果」,如果我們現況有每天能達到20萬的PCR採檢量能,就應該要全部拿出來用,如果不足以因應疫情的速度,那麼「快篩陽即確診」只要每人篩兩次也能有效解決。
而陳秀熙也肯定「快篩陽即確診」是可行的,不需要僅限定於現況下的三種身份別,不過要和大眾建立「有持續症狀才進行醫療協助」的重要觀念,否則民眾自己覺得有症狀就要開啟視訊,那確診者數量龐大,再加上很多都是輕症或無症狀感染者,醫生透過視訊要花更多時間去監測到底是不是確診,反而讓醫療體系更加吃重「應該推廣是就算是篩檢陽性,但如果沒有特別,就不要去醫療體系求助」。
針對口服藥投藥可能導致更多醫療責任歸屬問題,陳秀熙則抱持否定態度,「因為以目前來說,不是陽性之後就一定要投藥,藥物和快篩需要足夠,但是投放要精準」,因為藥物容易有交互作用的問題,因此更有必要經過專業評估,「美國是因為感染率太高,不得以這樣做」,否則大部分的感染者是不需要就醫治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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