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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過去很常看到家族企業化私校治理弊端，包括董事會干預校務、董事不當支薪、土地購置、營繕工程、設備採購、財務缺口、獎補助款挪用、違規收費，等學生人數減少之後，董事並未積極募款改善教育品質，反而覬覦校地開發利益，只謀掏空校產走人，不符合社會公平正義，部份校董在賺飽學費及校地開發利益之後，便轉手離去，徒留弱勢師生於校。
她提到，私校退場往往犧牲的就是師生權益，弱勢學生不僅有可能被迫中輟學習、轉系或轉學，甚至須付出更高的住宿、通勤成本，私校退場得思考這些無法原校畢業的學生，額外衍伸出來的費用誰要出？
另外就是私校教師的資遣費更遠不及勞工，教師「資遣慰助金」對保障教職員基本生活仍有不足，且私校教師離職後，不但無法享有一般勞工的失業保險，也無職業訓練與就業輔導，更不必提創業貸款，甚至私校公保無法跟勞保轉銜，這些教師領不到退休金。戴伯芬強調，師生權益在退場應該擺第一，但這些成本該從何而來？
對於私校改制、合併或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轉型再利用。戴伯芬質疑，若一個學校董事會無法辦好學校，那還能辦好社福或文化事業嗎？台灣過去很多私校是家族企業體質，轉型只是不想財產被政府收編，不見得有心力辦社福、文化事業，且轉型可能排擠市場上已存在的組織，造成市場上不公平競爭，此舉只是幫私校解套、獨厚私校董事。
她建議，私校退場土地應捐給政府，成立相關基金，可以對私校土地做任何開發與活化，改辦社福事業等都可以，但獲得的利益應回饋教育事業，解決上述師生問題，這樣就不需要董事會或政府拿錢處理，只要建立好機制，把退場校地使用利益，回饋教育用途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