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論壇》吳崑玉/市長候選人的社福政策為何乏人問津?

▲選戰將近,台北市的市長候選人們紛紛提出各類社會福利政策,蔣萬安提「青銀換居」,遭現任的柯、黃二人酸「早已試辦」、「入住率0」,因為老人家不願搬離熟悉環境。(圖/記者葉政勳攝,2022.6.3)
▲選戰將近,台北市的市長候選人們紛紛提出各類社會福利政策,蔣萬安提「青銀換居」,遭現任的柯、黃二人酸「早已試辦」、「入住率0」,因為老人家不願搬離熟悉環境。(圖/記者葉政勳攝,2022.6.3)

文/吳崑玉

選戰將近,台北市的市長候選人們紛紛提出各類社會福利政策,蔣萬安提「青銀換居」,遭現任的柯、黃二人酸「早已試辦」、「入住率0」,因為老人家不願搬離熟悉環境。林佳龍提「成家基金20萬」,又遭酸「生養不是錢的問題」。但台北市的確青年人口外流,走入超高齡社會,現任市府對此依然束手無策。而且幾顆社福政策石頭丟出來,攻防之間絲毫不起漣漪,這個社會到底出了什麼事?才讓選舉市場對選民切身的社福議題如此一片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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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白了,就是小市民們早就認清,這些政策口號根本不會實現,就算實現也起不了作用,就算偶而起點效用也改變不了結構與大局。於是,什麼白皮書、紅皮書、黑皮書都只是用來打底的,「政策戰」聊備一格,重點還是回去打「人格戰」、「形象戰」、或藍綠對決的「組織戰」。人們既不期望政治人物真能改變些什麼?也不指望選舉能選出什麼傑出市長?只求下個市長別再亂搞,市政與生活不要更爛,政治人物看起來還順眼就好。台灣政治社會已走向嚴重的虛無主義和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Cynicism),甚至傾向無政府主義。錢我自己會賺,活不下去我自己會跑,「用腳投票」,政府少來給我找麻煩就好,根本不期待這些政客能改變什麼社會結構?!

根本原因,在於這些年事已高,年高德少的中高齡政客們,仍活在上一個世代,迷信有為大政府,迷信發錢式的社會福利政策或豬肉桶式的政策買票能夠動員部份選票。問題是,台灣社會早已不是當年「老人年金」時代那種「怨無不怨少」的時代,而且在現今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觸發不了市場機制的補貼式社會福利政策,根本也不會起到什麼作用,甚至政府根本沒那麼多錢來充份填補社會安全網的破洞。老人不想搬離熟悉的老家,年輕人也沒幾個想跟老人共居,除非能幫我燒飯帶小孩。沒有那一對年輕夫妻會為了20萬結婚生子,除非為了詐騙政府補貼和禮金,先假結婚再離婚分錢。年輕人搬離台北市,熱鬧街區小店紛紛關門,是因為房租與房貸高到活不下去,夫妻兩人每天不眠不休的工作,卻還是「月光族」,「小蜜蜂,嗡嗡嗡,飛到西又飛到東,每天做白工,賺錢繳房東」,害怕失業又不敢創業,因為飯可以少吃,房貸卻不能不繳。

就拿老人福利這事來說,現今政府與候選人們提出的政策,都還是直接補貼式的,沒能創造一個「市場機制」。台北市254萬人口中,65歲老人超過50萬,比例超過20%,其中將近10萬人或多或少「失能」,需要照護。但全台北市長照床位僅有不到7千床,日照機構能量約1千人,涵蓋率不到10%。究其根本,台北市房價房租太高,沒有幾家長照機構經營得下去,政府與其砸錢補貼長照費用,還不如找出廢棄小學或公地低價租賃,以OT或BOT方式鼓勵興建長照機構,減輕業者成本負擔,擴展長照與日照機構數量與能量。所有經營者都懂,花一次固定成本,遠好過每個月負擔高昂變動成本,而且供給與需求差異如此之大,絕對是有市場的。手握公權力的政府捨此不由,害怕被冠上圖利罪名,寧可發錢灑豬血,豈非本末倒置?

而且,在50萬老人中,80%是健康可行動的,20%才是需要照顧的。在那80%健康老人中,很多人最大的麻煩不是照顧,而是孤單與無聊,在家蹲著悶出病來,這又是一個市場。桃園某些區域,政府跟一些年輕人組織的協會合作,輪流到各社區開設各種班隊,讓居家老人有事可做。週二是畫畫,週三來唱歌,週四寫書法,週五玩樂器…。這樣能讓老人不無聊,年輕人也有工作做,用市場機制就解決了兩條問題,豈不比補貼來補貼去,更加划算,效能更佳?

此外,勞動部與新北市,都有成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開設各類課程讓銀髮族能夠再入職場。但這類專案的問題是,訓練出來的人力缺乏媒合,企業不想用,也不知道怎麼用?市政府的產發局其實動動腦筋,結合中小企業,發包家庭手工或簡易代工,讓老人不無聊還可賺點小錢。或結合若干社會服務類的工作,讓銀髮族覺得自己還有點社會功能,NGO也能得到人力補充,豈不是一舉兩得?

年輕人的問題也是一樣,真正壓死年輕人,逼走他們的是房價與房租,而不是其他。一個月薪三萬的年輕人,在台北市租間五到八坪套房,大概一萬五就先沒了,這叫他怎麼結婚生子?所以當年才有青年住宅、社會住宅的提案,結果蓋出來月租三、四萬,有幾個年輕人住得起?講白點,所有政治人物的最大問題,就是老在做「既要(既怕)…又要(又怕)…」的造句,「既要蓋社會住宅解決高房價問題,又怕過低房租影響周邊房價與房租,導致居民反彈,影響選票」,結果就是不斷自我矛盾,一事無成。

問題還是在市場機制。如果市府蓋的是純住宅,低房租當然會影響周邊房價與房租,但如果市府蓋的是香港那種組樓,外面有廣場可以辦演唱會,底下有商場與小吃街,低樓層有住辦工作室,上頭才是住宅,把青年人口集中到這區來,生活機能與好吃好玩的都集中過來,使這區成為一個年輕人愛來集會聚居的歡樂生活中心,周邊房價與房租怎麼會低呢?北京的建外SOHO就是這麼做的,人家不但成功,還不斷複製創造了潘石屹這個地產富豪,台北市為什麼不能做呢?

換言之,不是台灣民眾對政策無感,而是台灣政客與所謂政策大老們,提出來的政策實在太缺乏想像力,甚至只是不斷在豬肉桶中翻攪,這個搞鐵路便當,那個再切一切炒回鍋肉,擺久了再加點梅干菜和醬油提味,講來講去都還是一個台灣銀行董事長就能做得比市長好的灑錢式社會福利。一位好的首長,需要先放棄那種「既要…又要…」的豬頭思維,並且善於運用政府政策工具與資源創造市場機制,才可能像永動機一樣啟動社會動能,讓市場協助解決掉一條社會需求,那才是可長可久的政策。

不要抱怨人們對政策無感,政治人物們的無腦,才是這個社會覺得政治和選舉很無聊的的關鍵。一群缺乏想像力的官僚組合,才是台灣停滯不前的最大障礙。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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