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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雖是一個島國，但自遣唐史以來，深受中國大陸帝制文化影響。典章、制度、文字、社會結構，重農輕商，重內輕外，活脫脫就是個翻版小中國。在16世紀大航海時代觸及東亞之前，其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就是中國，其次是向南跟台灣的原住民買鹿皮，再往南航行到越南一帶貿易，而且貿易主力是九州、四國等外島或臨海地區，本州中心地區完全就是一群旱鴨子武士統治的天堂。日本戰國爭伐，打的多是陸戰。德川幕府鎖國之後更為內向，公卿與武士階級的軍事思維與戰略格局，也幾乎全是陸權導向。所以活跳跳的一級劍客坂本龍馬，見到黑船後如此驚訝，因為從來沒有接觸過真正的大海。其初始反應也與後來清廷李鴻章等自強運動者並無二致，都僅想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想要「尊王攘夷」、「中(日)體西用」，而不是「脫亞入歐」。
所以在明治維新後，主導日本政局與軍事系統的，仍是由武士轉職來的陸軍。初期的海軍將領，也多是由薩摩武士轉任。著名的對馬海戰功臣，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與大山巖、西鄉從道都是鹿兒島武士出身，他自己差點就參加了西鄉隆盛領導的薩摩叛軍，他哥哥便在西南戰爭中戰死。直到二二六事變後，日本政局及大本營完全由陸軍省主導，一直到二戰結束。東條英磯等人都是陸軍大將，設計出偷襲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從來只能管到海軍軍務，根本摸不到國家總體戰略。
換句話說，二戰結束之前，日本整個國家戰略的核心就是「陸權論」，海權與海軍思維，是在陸權需求及指導下的附屬兵種，其目標與任務仍是由陸權思維決定的。甚至在瓜達康納爾、菲律賓捷一號作戰、沖繩作戰中，海軍的作戰計劃竟然出現了「萬歲衝鋒」式的陸軍風格，而不是全力追擊殲滅美軍的登陸艦隊與航空母艦。
從軍事史與國家戰略角度上來看，陸權思維與海權風格有著根本上的差異。我們所熟知的中外戰爭史，多半是陸戰史，所在乎者無非進攻或防守，計算基準主要是人力與裝備。衍生到戰略設計，陸權信奉者幾乎都是「地圖控」，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害怕自己戰線被突破或繞過，總愛「戰至最後一兵一卒」，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以至拿破崙、希特勒、史達林，有機會就要擴張領土，將他人生命財產土地通通佔為己有，為自己的皇冠上不斷添加寶石榮耀。直至今日，習大大的中國仍是妥妥地陸權思維，為了將偌大南海視為內海，耗銀錢費力構築島礁，弄出個「九段線」，那不就是海洋版的「長城」？！動不動派軍機和軍艦繞台灣、繞日本，聲稱「包圍」，不也正是陸戰線圖的海上沿用？！
但海權思維是種完全不同的戰略思考。海權概念不是從馬漢發明的，早在幾千年前希臘人和腓尼基人就懂了。亞里斯多德時代以前，土地貧脊的雅典，每年要從黑海沿岸輸入40萬斗穀物才夠吃，現在打得如火如荼的烏克蘭第聶伯河口城市赫爾松，當年就是黑海沿岸穀物交易與供應站之一。從最少2500年前起，希臘人與腓尼基人就發展出一套海權經營的模式：他們會在貨物交易地區，向當地領主租一塊地，蓋一座堅固的城堡，讓自家商人與業務員安全居住，並保護出入的港口，遭到襲擊時便撤入城內堅守，或必要時搭船撤退。這個城市最好位於半島和臨岸小島上，以免被數萬大軍鐵蹄踏平，這也正是近代「租界」的原形。從古代腓尼基人的泰爾，中世紀十字軍的阿卡，建在沼澤上的威尼斯，大航海時代的印度果阿，巴達維亞，中國引以為恥的租界香港、澳門，以及台灣的熱蘭遮城，基隆的和平島，都是這種海權思維與需求的產物。
也就是說，海權的根本需求就是作生意，追求的是長程貨物往來的高倍利潤，最好是自由貿易。海軍則是為保護商務與航道而附屬存在的武力，而且是種很花錢的消耗品，領土並不是海權國家關心的重點，只要有個安全的貿易站即可。海權維繫的核心，不是去爭奪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是「徹底殲滅敵軍有生力量」，就像去佔領某個小島海盜窩毫無效益，殺光海盜，航路不就安全了？！在帆船時代，除了貿易站外還需要季風航道上的補給站；到蒸汽時代，就需要加煤站，成為海外基地的原形。二戰之後，美國成就了「空權帝國」，於是這些海外基地又以空軍需要重新建置佈署。每個基地大致上要負擔周圍一千公里的空域及海域安全，當有敵人或海盜出現，威脅商業航道時，這些基地海空軍便須出手救援或處理。
也就是說，當安倍丟出「海權」這兩個字作為國家戰略主軸時，他想表達的是一種以商業、貿易、經濟為基礎，以航道安全為核心的國家戰略設計。陸權戰略才愛去佔領土地，海洋則無從佔領。所以海權國家如要發動戰爭，多半是為了爭奪資源或航道安全，得手了就不打了，因為那不符成本效益。海權國家也成天在想掏光人們口袋裡的鈔票，但他們是用引誘你去買的，是用賺的、換的，而不是坐地為王強徵收稅的。當一個國家走向海權核心，又被民主制度管得七暈八素，是沒有興趣去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原因還是不符成本效益。但海洋國家必須有足夠力量來保護自己的領土，及生存所需的航道，就像如果有人要掐死日本，最好的地點不是本州直上，而是卡死台海周邊航道。二戰美軍潛艦，便是圍著台灣周圍海域擊沉無數日本商船，餓死日本。
所以，當某些人抨擊日本修憲是要重新走向軍國主義時，不是沒搞清楚安倍所標示的「海權」，與二戰前的「陸權」有什麼差異？就是惡意中傷打烏賊戰。事實上，俄羅斯與中國為首的陸權思維，才最愛幹那種亡國滅種畫地圖的活兒，海權國家希望所有人都活得好好的，因為人活著才有錢賺，都死光了要跟誰去交易？！不同的價值、思維，使得陸權與海權對於戰爭的動機、目標的設定、手段的使用與限制，都產生了根本性的不同，那並不是誰比較文明？誰比較有人性？這些道德問題，而是運作系統不同，冷靜利害計算之後的結果。
因此，當賴副突破了台日外交困境，向安倍戰略架構踏出重要一步之後，台灣更該深思並調整我們的戰略思維。不只是喊喊民主或獨立這些口號，而是需要徹底洗掉長在我們骨頭裡，填滿我們腦袋瓜，甚至點點滴滴存在於我們教學課本以至官僚高層的那些「陸權」價值與思考方式。這並不是要求大力推動「去中國化」，而是現實上，台灣明明是個島國，卻跟二戰前的日本一樣，滿腦子大陸權思維，像個吹飽氣的青蛙，總想去跟恐龍一較高下，而沒有認真計算過自己的特質和長短處，發揮海洋國家的特質，創造自己的特色，而且找到與自己價值相近的朋友，成為互相支援的伙伴。
我不想幫安倍造神，但他的確抓住了關鍵問題的核心。一個「海權日本」，不但會是整個西太平洋的主要力量，也會是歐亞大陸核心島，與英國相對映照的平衡力量。台灣現在正在陸權與海權拉扯的應力點上，我們該如何站位？更重要的是如何重新自我定位？都是個值得所有人不斷深思的問題。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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