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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雲說，這些現象使無法負擔房租的無家者，沒有辦法申請中低收資格；只有住所可以倚靠的弱勢家庭，卻因為不動產而無法獲得救助；甚至從小單親長大的孩子，卻仍要算入不曾撫養過自己的家長的收入，一輩子沒有聯絡的「家人」，卻仍彼此影響取得福利資源。
衛生福利部表示，我國除了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人口，還有許多社福補助和津貼，應該以此與國際作比較。對此，范雲表示，社會救助法的重點，應關注因經濟因素無法好好生活的國民，若實際有需要的人，根本沒有獲得幫助的資格，再好看的數據也只是枉然。
另外，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黃克先則指出，社會救助法近20年歷經多次修改而趨於「完善」，然而這樣的完善卻是屢增「附加款項」、建立在防弊及保守思維。2022當代社會家庭運作方式早已改變，法條卻不脫源於工業社會的工作想像及傳統家庭隔代互惠的預設，反倒易使有權有關係者容易被幫助，社會中沒有資訊、沒有關係而需要政府幫助的人被排除。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賴紅汝表示，我國的社會救助法其實在訂定標準上與其他國家上一致，只是多了許多家戶人口及動產及不動產的設限，若考量行政成本而需要做一些法規上調整，建議往調整動產不動產的價值上限，以及將某些福利與中低收入戶脫勾方式進行。
人生百味文化建構協會組織營運巫彥德指出，目前台灣過低的貧窮率，看似撙節了社福的支出，但卻在其他社會系統中花費更多，且讓社會整體更不幸福。這是因小失大，因為需要幫助的人，不會因為沒有得到幫助就不見。他說，社會需要理解到：貧窮線不是愈低愈好，適量提高貧窮線，其實是提高社會包容的程度，更有空間去了解社會問題，制定出更具備同理心的應對機制。
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秘書長李盈姿表示，現行社會救助法虛擬「不存在的收入」，預設16至64歲的無家者、貧窮青年與中高齡失業者都擁有「平均經常性薪資」或基本工資，因而排除他們申辦低收入戶的資格。貧困家庭的青少年，可能因此擔憂還不起學貸而放棄高等教育機會，且戶籍地與實居地須一致的行政規定，使跨區流浪的無家者、在外縣市租屋工作的貧窮青年都難以申請低收相關補助，釀成中央、居住地與戶籍地政府三不管的狀態。
李盈姿表示，舊時代的價值與包袱，反映在社會救助法嚴苛的防弊規範，導致嚴重低估貧窮率，沒有在人民最困苦的時刻及時幫助。在重視人權與少子化的今日，應該修改種種不合理規定，以免造成貧窮世襲，製造未來的無家者。
長期在社區與不同處境家庭工作的的台灣社區實踐協會指出，在社會救助法中，對於動產與不動產有許多限制，其中住房對弱勢者而言生活安定的基礎，但卻經常因擁有住宅而被排除資格，造成有居所卻失去生活基準之情況。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也表示，社會救助法在財產和所得認定部分宜放寬，以如實反映經濟弱勢家庭困境，保障弱勢兒少生活與發展，並給予及時的協助。包括以可支配所得計算收入，家庭人口之範圍應依實際狀況排除未共同生活且無扶養事實，另外，申請當年度若因離婚或家庭暴力正經歷訴訟歷程，應納入申請評估。
來自高雄並致力消除台灣貧窮困境的2030台灣無貧困推進協會則建議，首重破除殘補式補助迷失，以「人均收入」取代目前以「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之計算方式，也要重視便民措施，將中低收申請流程簡化，在社群網站、社區、里政系統內積極以線上或實體的方式宣導，並研擬放寬收入、動產、不動產之標準或持有限制。
范雲總結，撙節社會福利支出而產生的外部成本，是目前遠遠難以估計跟計算的。《社會救助法》所計算的「家庭單位」早已不符合當代社會生活的實情；而《社會救助法》第五條雖然看起來開了很多道門，實際上卻仍難以符合資格，對許多人來說形同虛設。即便「539條款」明定特殊情形可另外認定，最後卻變成社工要負責幫忙抓各種資料來申請，且依賴承辦人員主觀認定，可能因其價值觀影響福利資格。
范雲強調，法律要如何訂的明確，但又不過於僵化，非常仰賴在實務現場的真實狀況，她也要求衛福部，將第一線實務工作者的寶貴建言帶回研議，並盡速提出相關研究及修法建議，讓依照法規認定計算出的貧窮率，能真實反映台灣社會的面貌；更重要的是，讓處於貧窮處境者，不再被體制漏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