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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錫鋅表示，健康碼作為一種將數據、技術和政府權力深度集合的疫情防控應用系統，將數位技術嵌入社會治理，是「技術權力與國家權力深度融合的典型樣本」，也成為很多人焦慮不安的生活體驗。
他說，在特殊時期健康碼以其技術與權力的強強聯手，提高了疫情風險防控的國家能力；但隨著COVID-19疫情防控策略重大調整，「健康碼徹底退出已是大勢所趨，勢在必行」。
他說，健康碼透過採集個人身份訊息、疫苗接種、核酸檢測、場所等行程軌跡訊息，集合大數據分析，對個人疫情傳播風險進行畫像，做出自動化決定，如賦「紅碼」、「彈窗」等，處理大量涉及隱私的敏感個人訊息，限制了個人權益和自由。
他說，隨著疫情防控政策重大調整，政府主導的全方位防控職責，已變成個人「作為第一責任人」的社會機制，健康碼所依托的應急管理權的合法性、正當性基礎，已不存在。
他說，「如果說在疫情防控早期，健康碼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案的話，隨著疫情防控策略的重大變化，健康碼繼續存在，本身就將成為問題。」
他又表示，依照民法典和個人訊息保護法的規定，處理個人訊息必須有明確目的。隨著抗疫策略轉型，常態化核酸、亮碼、掃碼及相應的措施已重大調整，健康碼持續採集和處理個人訊息，對疫情防控已不再具實質意義。
他說，在今日的中國，新技術廣泛應用於政府治理，帶來顯著治理效用的同時，也對社會心理造成巨大衝擊，「技術手段一旦得以應用，是否會形成慣性和路徑依賴？是否會形成新的權力—利益格局？」這些焦慮和擔憂已彌漫於當下。
他最後說，健康碼功成身退可以增加政府公信力，健康碼應從中央和各地的應用端下線，停止數據處理，依法刪除已收集的訊息，「應當警惕和制止各種將健康碼改頭換面用作其他用途或場景的衝動」。（編輯：陳沛冰/周慧盈）1111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