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當年，1989年，那時候才國小畢業的我沒有在電影院看這部片，只知道這是一部街頭巷尾都在討論的電影。至於作品在說啥？根本不知道，記得梁朝偉來台灣拍片，電影音樂很有名，後來才知道這主題音樂也成為當時某些選舉場合的背景主題音樂。
上了大學之後，因為修電影理論之故，不免俗需要看這部作品。當時看的版本應該是VHS轉成VCD的拙劣畫質。小小的電腦螢幕播放著充滿噪點的畫面，混濁的聲音，很難讓人靜下心閱讀兩個多小時的故事。
後來採訪之故，見了幾次侯導演。聊到這部片的時候，侯導演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帶著火，直稱當時帶著衝勁完成了這部作品，內心其實還是忐忑不安。即便當時政府宣稱解嚴，但不曉得是真的解嚴還是假的。在當時黨國威權時期，多少創作者被視為異議份子，不難想像要拍完《悲情城市》需要衝撞憨膽與過人才情。
30多年過去了，殿堂級的作品，有了絕佳重出江湖的時間點。看到4K數位調光版的大銀幕，宛若鳳凰新生，跟20多年前我看到的VCD完全是天壤之別。
這片調光之後，早就該跟新的觀眾見面。但，也許時間是最好的見證者。當年26歲的梁朝偉，經歷了多少影視作品洗禮？在他內心，最想讓新一代觀眾見到自己的昔日作品，就是《悲情城市》。
新聞報導中提到梁朝偉2022年在韓國釜山影展記者會上提及，當年他來台拍攝的《悲情城市》，希望能讓更多年輕觀眾見到。如果不是電影折騰到今年上映，也等不到偉仔這句鏗鏘有力的背書。
「我，台灣人」
當年梁朝偉飾演聾啞人士，面對族群分化後的台灣，最後引發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敵我廝殺。梁朝偉在故事中，雖然是本省知識分子群體中的一位穿針引線者。但在火車上卻一度被自己人誤認為外省掛，險些遭遇不測時，梁朝偉費盡氣力說了這句「我，台灣人」，成為了一句絕響。
59歲的梁朝偉，相信那天在台北特映場，透過鏡頭重新見到26歲的自己，內心肯定是百感交集的。
33年過去了，兩岸三地局勢變化之大，有些話可以說，不能做，有些事可以做，不能說。有些話不用明講，或許未來可以說，盡付風雲之際，來日再重彈故曲。
電影裡的故事，有時不只是寫實重現一整個時代的困頓消志，更可能是國族命定寓言。或許《悲情城市》當年奪下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獅獎，就是對台灣這片土地上的絕佳卜卦，經歷了33年的沉澱發酵，那晚編劇朱天文念出侯導不克到場的信件。
侯孝賢導演說：「坦誠相對，留有餘地，共同完成」
朱天文老師補充說：「餘地」是「蕭條異代不同時」，是一代一代不同的人看這部片的時，也是長長的時間之後，讓我們大家一起來完成。」
確實，漫長的時間，將當年電影上映後的紛紛擾擾，兩造敵對互相不理解的角度，重新梳理了一次。
「時間是一個審美的尺度，它也是電影這門藝術嚴格的評鑑，更是一個遲來的理解、懂得、與慈悲。」侯孝賢信中補充了這段時間之義。
對照著片中陳松勇那句充滿血性直率地感嘆台詞：「隨便他們翻起翻落，咱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
《悲情城市》不只是殿堂級的經典作品，電影凝視那道經過半個世紀仍未化解的傷口。那些當年只把台灣當成過境之地，能撈就撈的貪婪嘴舌，閃爍其詞且虛情假意的威權妖孽，最後把故事裡基隆林家男丁們一一滅除，即便是聾啞者也不肯放過，只留下那位曾經深陷癡癲之後的林文良，不勝唏噓。
偉大的作品值得再次交手，翻新整修這片在你內心的記憶，那些經歷時間潮濕之旅而印象斑駁的情節。電影堆疊記憶之後的重生，期待悲情城市不再悲情，那個下雨的城市，終有一日放晴。
●作者：膝關節／影評人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今日廣場》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文章歡迎寄至opinion@nownew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