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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港區國安法》訂定各種國家安全犯罪後，紀念六四或是質疑黨國專制的思想和言行皆成為犯罪，但《港區國安法》卻也至少還有關於罪刑法定主義和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的自我拘束，該法第5(1)條規定：「法律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第39條亦復規定：「本法施行以後的行為，適用本法定罪處罰。」
國殤之柱在2021年拆除，早已無法在香港的公共輿論空間發生思想觀念啟蒙與傳播的效果，國殤之柱的所有權屬於創作者高志活，管理人是支聯會，而支聯會則已經解散而不存在，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副主席鄒幸彤等領袖都已因觸犯國安法而下獄。我們不解，行為人不存在或無法行為，以及國殤之柱遭到隱蔽封存的情況下，試問，支聯會今天如何利用國殤之柱向香港社會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
一塊已經被封存的作品如何還能夠在引發所謂的犯罪，實令人不可思議，而港府若欲追溯偵辦《港區國安法》實施前支聯會的法律責任，無異也違反了《港區國安法》，也將形成對於曾經參與前《港區國安法》時期香港歷史的全體香港人民和公務人員的思想檢查、恐怖統治和司法迫害，對香港憲政法治、國家安全與社會和諧的傷害，遠比他們所指控的支聯會還要更加惡性重大。
藝術品在人類記憶保存的功能，並不是知識內容的傳遞，而是感性的經驗，在喚起人們的潛意識或無意識，因此並不是理性與邏輯的呈現，而是片段與跳躍的美感印象提示或暗示。國殤之柱作為公共藝術的價值，即在以藝術的造像提醒香港社會曾經有過的自由經驗與歷史感情，香港政府逮捕與扣押了國殤之柱，但國殤之柱的藝術形象並不會隨著它的實體消失，反而將因此一事件而深深烙印在人們的記憶中，上面鏤刻的五十位受難者，已經換成了香港人的臉，是的，從今而後，它應該改名叫「香港恥辱柱」。
●作者：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兼任副教授、臺北市高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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