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章梁專訪/回憶野百合 學生試圖改變世界也改變自己

▲翁章梁(上排最右)認為,當時參與野百合的學生很浪漫,試圖想要去改變世界,在想要改變世界的同時,也改變了自己。(圖/嘉義縣政府提供)
▲翁章梁(上排最右)認為,當時參與野百合的學生很浪漫,試圖想要去改變世界,在想要改變世界的同時,也改變了自己。(圖/嘉義縣政府提供)

記者康子仁/嘉義報導

1990年3月在中正紀念堂風起雲湧的野百合學生運動,當年的領導人物如今在政壇頭角崢嶸;參與野百合的嘉義縣長翁章梁回憶,他認為當時這些學生很浪漫,試圖想要去改變世界,在想要改變世界的同時,也改變了自己,這個過程的辯證,才是對學生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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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百合學生運動當中擔任總指揮的嘉義縣長翁章梁接受《今日新聞Nownews》專訪時表示,野百合只是一個學運,是台灣歷史當中面對國民黨當年政爭(1990年2月政爭),在台灣的自由化與民主化改革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對他個人而言,當時會參加野百合學運的人,從1987年到1990年之間,就不斷參與各種議題的抗爭,為何一開始就能撐起這個大局,因為主要參與者都已經有3、4年的交情,一開始就是一個團隊。

翁章梁回憶,台灣在解嚴前後有許多社會力迸出,因為過去戒嚴時期許多個人權益問題被壓抑,等到解嚴之後就可以主張,比如說勞動三法要如何制定,草案出來之後,站在勞工的立場有許多不同意見,必須不斷的折衝,透過街頭抗爭的方式表達意見,後來凝聚共識形成法治。

翁章梁認為,在這個過程當中,都是從校園民主運動開始,基本上當時是國民黨在黨國體制當中,對校園所採取的控制,學生運動最大的一波是反對黨國體制之下的學校,包括校園民主、教授治校和李遠哲回台之後帶起一股校園自主風潮,也讓大家思考,學校應該訓練學生的獨立人格,以及思考台灣社會未來,不應該變成產業的後備訓。

翁章梁說,當時有許多議題,碰到台灣解嚴,造成社會力蓬勃發展,所以會開始關切台灣的社會問題,最早碰觸到這些社會問題的,應該是台灣大學的大新社(大學新聞社),前往鹿港關心反杜邦議題,做了調查報告,回到台北開記者會,當時也受到很多學運分子的批判,質疑他們還是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進行調查,而不是站在保護受害者或環境保護的立場。

翁章梁指出,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對許多學生產生很大的衝擊,促使他們開始思考台灣問題,認識台灣的歷史,透過當時的環保、公民和農民運動,學生開始下鄉接觸台灣社會。

尤其當時考大學並不容易,想要考上大學就是專心唸書,外界的事情都與己無關,所以當時學生對於台灣社會的理解都相當有限,因為台灣的一些事件,以及1987年以來3、4年台灣社會的狂飆,他開始了解,深入讀歷史,這個深化的過程才有最大的意義。

翁章梁認為,當時這些學生很浪漫,試圖想要去改變世界,在想要改變世界的同時,也改變了自己,這個過程的辯證,才是對學生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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