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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成人保護組組長王儀玲表示，藉由每一年的里鄰長研習不斷推廣家暴概念，都會區老人求救和鄰里互助意願較高，加上派出所密集，老人受虐的黑數比例較低，但相較來說，中南部縣市，由於一級預防和資源不完善，黑數比例相對偏高。
對此，衛福部保護服務司副司長郭彩榕表示，衛福部從一百年開始推動社區初級預防方案，結合地方政府，透過社區發展協會提高兒少及老人對家暴的敏感度，除此之外，由於保護司發現失智老人是受暴的高風險群，因此近幾年積極跟老人福利聯盟合作，透過老人照顧服務人員找出潛在被害人。
高齡化社會帶來的問題早就成為台灣民眾高度關心的議題，但是《NOWnews今日新聞》實際探訪後卻發現，老人保護與照顧的民間團體並沒有婦女團體或是兒少團體多，王儀玲坦承，目前政府單位社工人力不足，無法針對高風險的受虐老人做後續追蹤跟探訪，民間和政府資源缺乏，也是老人受虐情形嚴重的原因之一。
郭彩榕表示，以往家暴案件裡，五成以上都是親密關係，因此過去比較關注在親密關係防治，投入的婦女團體也比較多，但是隨著保護案件增加，保護司開始意識到家暴不是只有親密伴侶，老人議題也值得關注，因此在強化社區安全網計畫中，提供相關補助機制，挹注從事老人服務工作的民間團體發展，協助公部門老人保護工作。
同時她也提到，老人保護案件大多與照顧議題有關，跟親密關係發生的肢體暴力原因不太一樣，若是能讓原本就在接觸老人，對長輩特質熟悉的照顧團體延伸到家暴，有助於解決社工人力不足問題，同時預防老人受虐事件不斷發生。
▲郭彩榕表示老人保護案件大多跟照顧議題有關，因此保護司提供補助，挹注從事老人服務工作的民間團體發展，協助公部門老人保護工作。（圖／擷取自pixabay）
針對高風險家庭，兒少業務社工可以強制介入，替其安排照顧，若是長輩以同樣的方式進行，是否能減低受家暴的憾事再度發生？
「老人是一個成年人，除非他沒有自主能力，或是危害到生命，否則還是得尊重老人自主性。」郭彩榕表示，公權力必須在被害人自主意願之間拿捏，即便子女不孝，專業人員評估不適合一同居住，但是只要老人願意跟孩子住在一起，社工人員還是得尊重他們的意見。
她強調，公權力可以保護老人有形的生命財產，可是無形的心理需求也要滿足，因此老人家暴案件特別需要花比較多時間建立工作關係，以便提供最適當的幫助。
「有一個個案是媽媽才六十幾歲，但是要包尿布，照顧者是打零工的兒子，每天上班前幫媽媽換好尿布後才出門，夏天天氣熱，家裡沒冷氣，媽媽拉屎拉尿都在尿布裡面，屁股很快就潰爛」。
王儀玲指出，這起個案中，社工跟小孩談要帶走媽媽，他非常抗拒，「本來要強行帶走，後來還是先溝通，請他讓我們先協助照顧媽媽，接走後媽媽的傷口漸漸好起來。」王儀玲分享，由此可見，公權力強行介入並非最好的解決辦法。
而外界大多不知，雖然外籍看護和機構的老人虐待事件層出不窮，不過家暴法範圍定義在「血緣」而非「地緣」，因此被排除在家暴範圍內，法令似乎顯得過於狹隘。
郭彩榕解釋，家暴法是基於家庭人員之間的情感連結，使他們發生傷害彼此的暴力行為，這其中有關係牽絆、利益糾葛，不能採取和陌生人相同的方式，必須給予被害人更多的情緒支持，讓他有能力為自己將來生活方向做決策；而外籍看護和機構定位屬於勞僱契約關係，只要解除契約，受暴事件自然會停止，後續問題也會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