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黃國昌:年輕人以現在價格買房就是被嚴重剝削

▲立法委員黃國昌。(圖/陳人豪攝,2019.10.30)
▲立法委員黃國昌。(圖/陳人豪攝,2019.10.30)

編輯中心/綜合報導

今年是無殼蝸牛運動 30 週年。把時鐘倒回到 1989 ,那時台灣才剛解嚴兩年,但人民就成功發起了向政府與財團怒吼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不難看出,無法「住者有其屋」確實是廣大民眾心中的痛。然而, 30 年後的今天,台灣的居住問題解決了嗎?不但沒有,甚至還持續惡化。我們不禁要問,為何今日的台灣社會比 30 年前剛解嚴時更能忍受高房價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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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過火炬的「居住改革正義聯盟」

「居住正義改革聯盟」於 10 月 16 日成立,發起人包括了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前台北市都發局長林洲民、台北市議員邱威傑等人。為了要再次喚醒台灣社會對於居住議題的重視,居住改革正義聯盟更發起「夜宿東區」活動,與 30 年前的無殼蝸牛運動連結的象徵意義,不言而喻。因此 NOWnews 今日新聞也特別專訪了黃國昌立委,請他暢談居住正義的理念。



台灣房市的現況

黃國昌指出,「從 1989 年民眾為了居住困境走上街頭以來,過去 30 年台灣整個經濟發展的軌跡,呈現兩個重要的特色。第一,我們的 GDP 雖然有成長,但是薪資成長的幅度遠遠低於 GDP 的成長。第二,在此同時,房價卻是不斷上漲,若以 2000 年當作基期,當年的房價指數設為 100 ,那麼在 2018 年時房價指數已經來到 287 了」。

薪資成長緩慢、房價飛漲,兩者綜合的結果便是,台灣的房價所得比(中位數住宅總價/家戶年可支配所得中位數)不斷攀升。按照內政部公佈的最新今年第一季統計資料,台灣全國的房價所得比已經來到 8.66 ,單看台北市的話,房價所得比更是高達 14.15 ,新北市也有 12.03 之高。

▲ 2019 年第一季全國房價負擔能力指標。(圖/翻攝自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按照世界銀行建議,發展中國家合理的房價所得比在 3 ~ 6 倍之間,台灣明顯過高了。就算不和別的國家比,大家只要捫心自問,今日台灣的年輕人和 30 年前相比,買房是更難了、還是更容易了?其實答案再清楚不過。

成立「居住正義改革聯盟」的理由

黃國昌認為成立「居住正義改革聯盟」有兩大理由。首先,「最主要的理由是,過去每次選舉的時候,政治人物都會針對居住正義提出很具體的政見。但是這些政見被落實的程度,卻非常的低。所以藉由居住正義改革聯盟的成立,希望要求政府還有政治人物,履行他們的承諾」。

第二個理由則是,藉著成立「居住正義改革聯盟」,讓「有志於當總統或立法委員的候選人們,可以對於這些攸關居住正義的議題,明確表達他們的立場與看法」。

▲立法委員黃國昌。(圖/陳人豪攝,2019.10.30)

房價飆漲對台灣社會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

如果你剛好很幸運,爸爸媽媽名下就有房子,未來可以等著繼承過戶。那麼,高房價的問題,就和你無關了嗎?其實不然。黃國昌解釋,台灣房市的不正常,對實體經濟已經造成 3 大扭曲,而這苦果可是由全民承擔。

1. 企業若想要做實事,花錢去研發、蓋廠房、找員工,忙得要死要活,結果算一下投資報酬率,根本比不上完全不事實體生產,只是專心囤房炒房、等著房價跟地價炒高以後,賺中間差價的那些財團。導致整個市場,資源過度集中在投資不動產、進行房地產的炒作。

2. 當房地產的價格不斷飆高的時候,這同時也會影響到租金。現在去東區看,會看到一些空的店鋪。空的店鋪為什麼不願意降價?因為會破壞市場行情,房東寧願空著不租不賣,坐等價格未來上漲,反正他的持有成本很低。這樣一來,造成實體經濟資源的浪費,也形成台灣不動產市場明明餘屋增加,房價卻同時上漲的市場失靈現象。

3. 這也連帶導致工業區的土地價格不斷飆漲,炒作土地的人是獲利了,但那些想進去蓋廠房的企業卻負擔不起。結果就是台灣的農地上面出現一堆違章工廠,這些違章工廠污染我們的農地,直接威脅到全民的食品安全。

除了上述 3 項對實體經濟的扭曲,黃國昌也強調,根據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的研究,是否擁有土地跟房屋,已經成為拉大台灣社會貧富差距的關鍵原因。

關於囤房稅的迷思,為何不直接實價課稅?

「居住正義改革聯盟」的三大訴求之一,便是推動囤房稅。囤房稅的主張是調整稅率,對於那些擁有 3 房以上的人課以較高的差別稅率。但是在台灣,房屋稅的稅基並非按照實際市價,而是以各地方政府公告的「房屋評定現值」為準,而房屋評定現值又往往遠低於市價,甚至不到市價的 1/10 。所以一個明顯的問題是,與其修法去調高幾 % 的稅率,讓房屋評定現值完全反映市價水準,不是更能有效達到推動囤房稅的目的?

對此,黃國昌坦言他個人「是百分之一百贊成實價課稅,但問題是說,一旦實價課稅就會影響到全部擁有房地產的人,那地方政府有沒有這個政治能量和魄力,去做這件事情呢?」黃國昌悲觀地說,「老實講,沒有」。

▲立法委員黃國昌。(圖/陳人豪攝,2019.10.30)

推動居住正義最大的困難

從地方政府不願在稅率上去差別課稅、也不願在稅基上讓房屋評定現值反映市價,凸顯出了推動居住正義面臨的阻力之大。黃國昌直言,落實居住正義最大的困難就是「台灣的金權政治結構。這些建商跟財團,他們人數其實是少的,就像囤房稅是針對擁有 3 棟房子以上的人,會被影響的只有 3% ~ 4%的人。但是這些金字塔頂端的建商跟財團,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卻很大,會不斷透過媒體去散播錯誤的訊息,去帶風向」。

給年輕人的建議

訪談的最後,我們請黃國昌給台灣的年輕人一些建議。黃國昌也難得感性地說,「我有 3 個小孩,我住的房子就是我爸爸媽媽留下來的房子。對我來講,如果要我的小孩繼續生活在台灣這樣的經濟結構下、這樣的房價所得比,真的很難想像他們未來的人生要怎麼樣順利的去開展」。

黃國昌強調,「要年輕人以現在的不動產價格去買房的話,對他們來講是嚴重的剝削。除非有爸爸媽媽幫忙,不然錢從哪裡來?又如果真的買了,那房貸也會成為沈重的負擔,生養下一代成為年輕人的不可承受之重。台灣的生育率低到已經是成為國安危機,我要拜託所有的年輕人,大家一定要正視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為了年輕人他們自己的將來、跟他們下一代的將來」。

▲居住正義改革聯盟發起「東區夜宿」行動,獲得許多年輕人到場支持。(圖/翻攝自居住正義改革聯盟臉書粉專)

1987 年台灣解嚴,黨禁報禁也隨之解除。台灣社會在各方面都經歷了解放,大眾對於一個更美好的未來,有了開放式的想像,並在 2 年後成功發起 5 萬人走上街頭的無殼蝸牛運動。然而, 30 年後的今天我們卻發現,台灣貌似更自由多元了,但那居住正義的美好想像似乎仍只是停留在想像。究竟哪個環節出了差錯呢?每個年輕人都應該仔細想想。(編輯:倪浩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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