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惠文:疫情重塑權力關係 為混亂的自己找到出口

文/財訊雙週刊

calendar_today2020-05-07 18:10:00

精神科醫師鄧惠文
▲精神科醫師鄧惠文建議,人們應趁此時直視並調整自己心理幽微的變化。(圖/財訊雙週刊)

儘管疫情暫受抑制,但無助感卻持續擴大感染,轉換成強大的控制欲甚至暴力,扭轉各種行為與模式,精神科醫師鄧惠文建議,人們應趁此時直視並調整自己心理幽微的變化,以面對改變後的權力與關係。



這次疫情改變了所有人的人生觀、消費行為和生活形態,儘管人們健忘,但仍會延續超過5~10年。經過大封境之後,最後仍然被需要的,就是民生必需品。以往人們對食物不會帶有特殊情感和謙卑;但現在大家對能買到乾淨、安全食物的超市備感敬重。


 

高峰期崩解 青壯族群重創

在此之前,科技和資本主義曾毫無限制地發展了很長一段時間,讓人們遠離了生存的本質,但如今大家已經過著這種很特別的生活超過3個月,慢慢學會自給自足的生活,有朋友就準備買攪拌機,準備自己做麵包,也有人開始自己做衣服。

看來疫情可能還會持續一陣子,就算恢復,也會再經歷好幾年的經濟衰退。也許20年後經濟可以復甦,但人生只有一個黃金高峰,因此,那些35~45歲的青壯族群,如今是中階主管或小老闆,原本正在建構人生事業高度的階段,結果景氣衰退,他們受到的衝擊會是最大的。一旦他無法達到原本預期的理想狀態,加上中年危機,會特別需要重新找到人生依據,否則他們會備感時不我予、不公平,甚至要提早面臨權力的挑戰和下放。

以居家辦公為例,組織被拆分各個自給自足的小單位,每個單位必須能獨立完成事物,最小單位就是個人,必須自我管理時間、產值,並與其他部門的連結。中央集權備受挑戰,如果不能證實你的權力存在任何價值,人們就不會追隨你的控管。這是位置-權力結構-對應模式-需求的大考驗,台灣正在經歷這個過程,但我們展現出一個更成熟的民主模式,當然也有國家重回威權。

因此,我認為後疫情時代不會全面去全球化,而是產生更成熟、更能體會彼此是命運共同體的全球化模式產生;真的要完全斷絕往來,我拿不到你的口罩,你拿不到我的基因排序,只會讓情況更糟。未來台灣需要在國際間有一個更獨立完整的位置。以前人們不在乎台灣變怎樣,但現在你只能把台灣變得更好,因為這是第一次人們深刻感受到與你同住這塊土地上的人的品質攸關我的生死;一旦全球封境,你就只能留在這裡。

 

控制欲轉嫁 家暴案件大增  

家庭方面,必須注意到自疫情發生以來,很多國家家暴案件暴增,台灣則比去年同期成長5%。家暴是控制欲和權力衝突的現場,很多人是透過社會運作來逃避未解決的家庭問題,但現在卻又必須回到家庭。

這會發生兩種情況。一是疫情讓人覺得無助,反而增生控制欲,來彌補控制需求,如果不能覺察、用更好的方式昇華,就會無意間施加在家人身上。另一種表現則是抗拒,這是控制欲的另一個面向,他們刻意表現得很散仙,透過「老娘的生活方式才不隨便受到病毒的影響」來展現其控制力。

當家庭中摩擦衝突增加時,我們更需要關心孩子的狀況。很多父母因為收入減少、自我實現感降低,為了彌補社會實現,只能全力教好孩子,其實滿恐怖。人際也面臨很多考驗。3月疫情還滿嚴峻時,有個企業老闆突然要主管邀集員工聚餐,沒人敢去,但不去的話,工作怎麼辦?難道老闆對防疫無知嗎?不全然哦,很可能是他有意無意地想測試大家有多愛我?因此要勸勸控制欲較強的人,為什麼一定要別人冒著感染的風險來赴約,才能感受自己的重要性?

 

資源被限縮 更須關注弱勢  

身心症患者要面臨的反而不是控制欲的問題,而是無法抵禦讓外界壓力來侵蝕自己,往往在疫情下的權力關係中成為被犧牲者,而讓身心狀態惡化。

此時更不能忽略弱勢,在危及生命的當下,很多人把自保視為第一要務,因此更必須去思考如何有意識地維持公平性,而不是把正義變成自保或獵巫的工具。我們必須多想一下,當工作機會和醫療資源都被限縮時,哪些人會掉下船去?例如臨時工的勞動權、醫護勞動權也更應該被關注。有段一時間醫療被要求作為服務業,但如果醫療真的是服務業,醫護都可以隨時說不幹,而這一波疫情下沒有人這麼做,我很自豪醫療職業的認同與價值被彰顯。曾有一家餐聽因拒送便當去醫院而被撻伐。就我來看,廠商沒有那麼錯。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時期我在醫院發燒篩檢站值班,完全能體會要是當時有人願意送便當來,真的是冒著生命危險。

不過民眾力挺醫護,也感染到其他行業。就有工程師覺得,我也能成為另一位唐鳳,幫助大家拿到口罩;也有人用英文撰文,告訴全世界台灣做得多好,這些都是心理上受挫後奮力重生的力量。最近人們熱議高雄要不要普篩,我建議主事者先去了解普篩的意義是什麼?要怎麼執行?每天篩嗎?還是每3天?試劑從哪裡取得?都想好了再來說要做普篩,不要讓醫護覺得自己被濫用,打擊士氣。

作為心靈工作者,我自己也是很細微地調控自己的心理狀態。最近有工作上的朋友,幾週前在義大利過世,我因此低落了好幾天。在先前和他往來信件中他曾提到,因為住院的關係,他已經好幾週沒看到家人;後來我才知道,在他過世前幾小時,家人被允許去陪伴他。但已讓我真實感受到疫情究竟有多嚴峻,以及人會被推到終極孤獨的時刻。


在這個大趨勢下,我建議不同個性、身心狀態、社會權力位置的個人,此時更細微地去檢驗自己的控制欲、無助感、焦慮、生活價值的混亂感,必要時尋求協助。因為當人身備感威脅時,心理也會需要協助,而作為心靈工作者與精神科醫師,我們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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