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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中華民國自有民選總統以來，總統續任任期中最常見的慣性錯誤，就是把自己定位為「向歷史負責」。太過關注自己的歷史評價，太想延續自己黨派的執政優勢，甚至追求「永續執政」。結果自然是各色巨塔搭著搭著就歪成了比薩斜塔，動用整個國家機器為一個人的虛榮服務，而不是務實的領導國家前進，也沒有向下紮根讓人們過得更好。
李登輝是民選第一任，實是續任總統，為了鬥垮宋楚瑜，廢了台灣省，體制改革愈改愈亂。陳水扁明著正名制憲，暗著貪贓枉法，最後自己身陷囹圄。馬英九滿腦子拿諾貝爾獎，卸任前為了成就「馬習會」，犧牲了「各自表述」，差點成了大陸的「民族英雄」，與台灣的「歷史罪人」。
「向歷史負責」之所以成為所有續任執政團隊心魔，背後是一套錯誤的歷史觀，深陷在「歷史定論主義的謬誤」之中。「歷史」原本只是人們生命過程的紀錄，但哲學家與政客們卻將其解讀於某種上天或上帝的「意旨」，想在過去歷史中歸結出一種脈絡，一種道路，一種指向。國家領導人就該像摩西一樣，領著眾人走出埃及，通過紅海，領受十誡，循著歷史定律與走向，到達流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
這種概念深植於威權教育與宗教宣揚，馬克思又將其發揚光大，認為人類歷史是有發展階段的，我們只能按著上帝的計劃前進。其實，人類社會是在不斷探索未知與摸索更好的解決方案中累積前進的，並沒有什麼偉大的藍圖索引。我們現在所頌揚的民主制度，源出於西元前600年左右，雅典七賢之一的梭倫，為了解決政治社會亂象而提出的制度改革方案，在近代工商業社會興起後，才又被提上檯面成為主流，不是什麼烏托邦藍圖的實施結果。
於是，一心向歷史負責，或積極經營自己歷史定位的領導者，最後通常讓自己快速走入歷史，不待入土為安，卻已蓋棺論定。他們總想為子孫搭起一座通向幸福的天梯，卻忘了「兒孫自有兒孫福」。他們忘了歷史留名最好的辦法，就是努力經營現在，存在每個人心中那些幸福生活的美好經驗，累積起來的回憶與記述，便是這位領導者的歷史定位。
既然回到經驗主義，便該先回顧過去四年經驗與教訓。蔡總統的前三年，想推動的議程很多，但有完整周延計劃的卻很少，執行到七零八落的比比皆是。一例一休、年金改革、同婚合法，都是邊做邊修，爭議不斷，後座力特強。於是選民們都想給蔡英文一點教訓，導致2018年地方選舉慘敗。直到2019年從習五點到香港反送中等國際事件，才突出了蔡英文作為一位「危機領導人」，不亢不卑的穩健特質，加上韓導自身失策，才得意外喜劇收場。
這不是在頌揚「多做多錯」。而是提醒蔡總統，「有想法，沒做法」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任何重大改革與危機處理都是一場戰爭，都需要作戰計劃等級的精密幕僚作業，包括從計劃、協調、到執行、應變、後勤支持，都需要嚴謹估算，而不是幾個長官講一講下個命令，官僚系統就能搞定一切。
所以，蔡總統的第二任，優先要處理的不是各種議題，而是整個政府系統的管理與執行能力。打掉過時的法令，提升作業效能，強化政府體質，才是一切議題與想法成功的根本。再講一次，蔡政府不該花太多精力在爭論「做對的事」(Do the Right thing)，而是先把過去幾年的成敗教訓綜合組織起來，抓出關鍵經驗教訓並予以普及，讓政府各單位都能具有現代管理能力，「把事情做對」(Do the thing Right)，接下來才有能力足以應付各種狀況，進而推動各項改革。
其次，蔡政府要認清，防疫作戰成功，只是這場戰爭的上半場勝利；下半場是經濟維持與快速復甦，這場仗很難打，且為真正成敗關鍵。這需要一組不同的頭腦，大膽嘗試，精確評估，與快速且徹底的執行力。台灣官僚與經濟學家，多被過去四十年的全球化經驗綁住，仍以景氣循環時的因應方案，來對應武漢肺炎後全球供應鍊的結構性調整，這會造成很大的失誤，甚至災難。
最後，蔡總統得要教育且控制好民進黨自家同志們，不要讓自己跛腳。既然我們在一場「民主自由對抗威權獨裁」的鬥爭中獲得初步勝利，我們就必須更堅持民主自由的價值與行為邊界，而不是逮到機會就學威權官僚們爭權奪利，甚至控制輿論，不擇手段消滅政敵。「當你選上的那一天，就必須忘掉選舉。」這是杜魯門告誡甘迺迪的話，也是執政團隊必須謹記的銘言。
人們又給了蔡總統四年，但人們真正的期待，不是女版馬英九，也不是教母版李登輝，更不是囂笑川普的Q版代理人，而是一位東方的梅克爾(德國總理)，一個正常國家的正常領導者，帶領台灣走出歷史輪迴，開創自己的道路。
祝福蔡總統，也為我們自己祝福，感謝上蒼，天佑台灣。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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