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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則是，針對通訊資料，有權可查扣雲端資料，並還原已經刪除的電磁紀錄。第五是與犯罪內容無關的監察內容不得做成書面紀錄，應即時銷毀相關資料。第六點為偵查結束時，應即時刪除植入的軟體，並回復偵查時所做的變更。第七點，未經法院許可實施通訊監察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第八點，無故洩露因監察通訊所得的秘密資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簡單說，大家擔心的是，《科技偵查法》會以司法之名，行侵害人權、妨害祕密之實，尤其是該法針對執法者極其寬鬆，卻對可能侵害民眾隱私的行為和舉措，罰則相對輕微。
對此，法務部檢察司副司長李濠松9月16日表示，科技偵查法草案規範的對象絕對不是一般的民眾，也不是類似政治偵防的偵查手段，「它的對象是犯罪者」。甚至李濠松還說：「不要人家已經上太空，我們還在殺豬公。」平心而論，以目前科技進步的情況來看，給予偵防犯罪的警檢調人員，更多的偵查工具，當然是應該的。但這部草案直接涉及了國人的隱私權問題，本來就應該用更高的標準來檢視。
《科技偵查法》如果完全依據法務部的草案，就等於將全體國人的隱私權，建立在對執法人員的信任之上，試問如果有居心不良的執法人員呢？到時受害者連舉證都有困難。畢竟，依草案內容，調查手段的施行，不需要法院的同意；更有甚者，若涉及妨害當事人祕密，其刑責竟還是「告訴乃論」，換言之，只要當事人不知道，就不會提出告訴。
如同執政者一樣，執法者都一定值得信賴嗎？事實上，民主這種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夠形成，基礎來自於依循「法治」精神的「權力制衡」機制。換句話說，支持「民主」政制，就意味著對「人性」的「不信任」，所以才需要用法律來規範。
因此，如果法務部不針對《科技偵查法》進行更系統性的研究，並針對「不信任」，設置更多的條件及門檻，那麼，這部草案就算送到立法院，看看民間的反彈聲浪，立委諸公恐怕也沒那麼輕易讓它過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