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網路長期流傳著百年油布包、百年老機器等德國製造的神話。德國神話是大陸人民的專利嗎？人們為什麼熱愛傳播德國神話？德國貨質量好的印象到底來自哪裡？
根據大象公會報導，每到雨季，大陸人民都不難在網上找到德國油布包的身影。『德國人在青島待了 17 年，沒建別墅大樓，沒搞噴泉，就把下水道給修了。100 年以後，全大陸都看見了一個從來不淹水的青島！……一些介面零件需要更換，當年建下水道的德國公司已不存在。經同德國聯絡，青島發現存放備件的小倉庫，油布包好的備用零件，依舊光亮如新。』
大陸人對汽車的選擇也反映出對德國品質的偏愛。奧迪 A6 長期是大陸官車的標配；大眾旗下的車型長期高居大陸汽車銷量榜首，燒機油、斷大軸都無法改變人們的購買熱情。德系車迷樸素地認為，德國品牌工藝嚴謹、質量可靠，肯定比日本車更高級。
對德國製造和德式嚴謹的信仰並非大陸獨有。1970 年代，各國消費者就普遍認為德國產品質量較好。『Made in Germany』 標籤的高附加值，甚至引起了經濟學者的關注。
歐洲實驗社會心理學協會 1985 年的 『民族特性』調查中，所有國家的受調查者都認為德國人更加『嚴謹』（tight），包括德國人自己。59％的西德人相信，這是他們與生俱來的特性。
各國人民對德國人是否嚴謹的平均打分。資料正值為『嚴謹』（Tight），負值為『放縱』（Loose），絕對值大於 0.5 被視為具有顯著性。資料來源：Dean Peabody.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85. P.117.
德國人真的天生嚴謹嗎？為什麼人們會覺得德國貨質量好？
山寨起家的德國製造
事實上，『德國製造等於高質量』的歷史相當短暫。直到 20 世紀之前，德國人的形象也和『嚴謹』完全扯不上關係。
在許多大陸人看來，語法複雜嚴密的德語就是德式嚴謹的明証。但在 17 到 18 世紀，法語才是德國上流社會的語言。17 世紀最偉大的德國學者萊布尼茲只用法語和拉丁語寫作，被納粹奉為日爾曼精神祖先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則認為德語是半開化的語言，遠遠不如法語。
德國人的形象也是如此。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作家斯塔爾夫人曾用『遲鈍』、『缺乏軍事精神』、『精神散漫』來形容德國人，恰好與此時的法國人形成鮮明對比。
到 1830 年代德國民族主義運動興起時，德國人用來塑造民族文化的也不是『嚴謹』，而是席勒、歌德的戲劇和詩歌，與深沉的宗教情感和激越的浪漫主義。理性、科學之類『嚴謹』必需的理念，還被視為法國大革命文化的舶來品。
就連德國首相俾斯麥也不禁抱怨，他完全不能與普魯士保守主義者談論政治問題，因為他們會把所有事都扯到人與上帝的關係上去。
德國早期的工業產品更與『嚴謹』和『高質量』絕緣
在德國統一之初，德國絕大多數人口從事農業，製造業主要存在於手工作坊，大型工廠寥寥無幾。與早已是世界第一工業強國的英國相比，德國只在人口數量和勞動力成本上具有優勢。早期的德國工廠裡，充斥著手藝不精的非熟練工，注定只能生產粗製濫造的低端產品。
19世紀中期的普魯士工廠。
在工廠的衝擊下，被認為是『工匠精神』庇護所的學徒制度很快就難以為繼。收入微薄的學徒常常毀約去工廠打工，擔心收不回本的師傅只好把學徒當成廉價勞動力來壓榨，使作坊喪失了培養工匠的意義。
於是，1871 年，德國正式廢除了行會學徒制度，開始利用貿易保護政策，全力扶植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外向型經濟。
就像一個世紀後的大陸製造，德國產品很快就臭名遠揚
短短幾年後，『德國製造』就在 1876 年的美國費城世博會上遭遇了第一次慘敗。在各國紛紛展出最新民用產品和先進技術時，德國展區卻只能靠克虜伯大炮自壯聲勢，還令人尷尬地懸掛著歌頌威廉一世和俾斯麥等人的政治宣傳品。
1876 年，橫陳著克虜伯大炮的費城世博會機械展廳。
有教授撰文痛斥德國參展商糟糕的品味，稱德國產品已經成為『廉價劣質』（Cheap and Nasty）的代名詞，引起世界人民的共鳴。
1887 年，英國商人群情洶洶地推動議會通過了一項商標法案，要求外國產品標明其原產地。此舉正是針對德國——德國大量出口冒稱產自英國的山寨產品，已經嚴重危害到了英國製造業的信譽。所幸，德國並未在山寨道路上墮落到底。
1884 年，貿易部從教育部手中接管了成人學校的管理權，開始發展職業培訓。此後的二十年中，德國對職業教育的支出增長了 20 倍，培訓學校的數量從 664 家增長到 2162 家，學員從 58400 人增長到 352000 人。
1897 年，德國重新建立了現代型的手工業行會，將學徒制度作為培養技術工人的重要環節，鼓勵作坊型中小型企業的發展。較之傳統行會，新的制度具有統一的培訓標準、合法的學徒合同以及職業資格考核制度，現代德國工人培養模式初現雛形。
典型的 19 世紀德國工人。
不過，這些舉措與其說是為了提高產品質量，不如說是為了遏制社會主義。俾斯麥以來的德國政治家相信，只要優待工人，給他們上升的機會，就能把社會主義扼殺在繈褓裡。貿易部在 1907 年推動了一項法案，要在每個超過一萬人的城市建立強制性的技校，其理由就是技能培訓能讓工人在社會上立足，繼而維護社會穩定。
儘管低價格仍是其最大的競爭力，但得益於大批技術工人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德國產品逐步在新興的電子、化工、機械製造等領域的市場上站穩腳跟。到 1913 年一戰前夕，德國出口額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出口國。
晚清大陸尤其喜愛德國便宜貨。北洋海軍從德國購買軍艦（上），主要就是因為報價低；清政府還向西門子公司採購了電報機、發電廠、有軌電車（下）等產品
公制單位現今的地位，也要拜德國所賜。英制單位換算複雜，生意人常四捨五入，賺取貓膩。德國使用的公制單位則無此問題，這套源自法國的度量衡最終隨著德國出口商品而通行世界。然而，世界大戰的降臨卻使德國勞動密集型產業遭到毀滅性打擊。
德國質量是怎樣煉成的
1918 年，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對德國的懲罰性制裁，使德國原先的市場份額迅速被美國占領。在凡爾賽和約中，德國的國際專利被當成了戰爭賠款的一部分，在化工、電子方面僅有的技術優勢也喪失殆盡。
阿斯匹靈（Aspirin）本是德國拜耳公司（Bayer）的發明，卻在 1919 年落到了美國企業的手裡。
當德國企業家在 1920 年代重新進入國際市場時，美國已藉助『福特主義』站穩了腳跟。由福特汽車公司開發出的標準化流水線作業，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其產量、成本全面優於德國產品。
西門子、克虜伯等德國企業也曾想移植美國的流水線，但流水線大生產需要大量資源，德國的大部分原材料需要進口，成本絕不可能比美國低。1920 年代中期，德國企業界終於取得了共識：德國的優勢不在於大規模生產，而在於用技術工人的人力優勢滿足市場的精細化需求——這正是現代德國生產模式的緣起。
在這一理念的指引下，1927 年，德國在全國範圍內開始建立全面的職業培養體系，學徒制度被拓展到所有行業。
1926 年在德國成立的『國家標準化協會國際聯合會』（ISA）是目前的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前身，在第二年就有了 21 個成員國。各種全國性標準已被推廣到各行各業，用來提高商品質量與國際競爭力。
A4、A3 等紙張型號就源於 1922 年於註冊的一項德國工業標準。這一標準隨後被歐盟標準和 ISO 標準接納，因此被推廣到世界各地。
然而好景不長：1929 年，席捲世界的大蕭條突然襲來。隨後上台的納粹黨很快就把經濟扭轉為內向型，透過基建和軍工生產拉動經濟，不僅對全國勞工造冊管理，還強迫中小企業並入大企業，以便於執行官僚的生產指令。
等到二戰結束，納粹的大型工業體被逐一拆解後，德國民用工業才迎來新生。傳統作坊型的中小型企業迅速恢復了活力。它們除了少數破損的機器一無所有，但憑藉技術勞工的傳統優勢與白手起家的艱苦奮鬥，在一片廢墟中創造了西德經濟奇蹟。正是這一代德國人創造了『德國製造等於高質量』的神話，餘波持續至今。
不管二戰德軍看起來多麼幹練，納粹的軍工產品遠算不上嚴謹：著名的虎式坦克（上）耗油極大，故障極多，而豹式坦克（下）的傳動輪只能連續行駛 150 公里
他們是怎樣做到的？首先是『比較質量優勢』的市場定位。
1950 年代，德國重新樹立了外向型經濟。德國企業家重新拾起 1920 年代中期的精細化生產理念，將主要市場瞄準那些不滿足於流水線普通產品的中高端消費者和有特別需求的企業用戶。機械、發電、化工等領域本就是德國的專長，這些出口商品往往本身就自帶著『高級』屬性，在戰後迅速復甦的歐洲極受歡迎。
德國出口份額占 GDP 之比。兩次斷裂分別是柏林牆的修建和德國統一。前者切斷了東西德的資源流通，後者則使德國致力於滿足內需
其次是德國獨特的公司組織結構
雖然有大眾、西門子等大型公司，但高度專門化的中小型企業（Mittelstand）才是德國經濟的支柱。這些企業大多是家族式作坊，所有者深入涉足日常管理，因此往往不存在讓其他公司頭疼的委託-代理問題，其專業經理人與管理人員的比例明顯比英美公司要低。中層經理普遍由一線提拔的工程師擔任，他們能與技術人員充分溝通，更傾向於用優化產品來化解危機。
中小型企業才是德國經濟的支柱，它們多為家族企業，經營範圍極為狹窄，與大眾消費並不直接相關。但這些公司往往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內實力極強，有隱形冠軍之稱。（資料截自 2000 年）
這並非傳統行會的遺留，而是近代德國黑暗歷史的產物——納粹對猶太銀行家的迫害使得德國金融業的發展長期落後，企業主難以向資本市場募資，只能向銀行貸款，反倒讓家庭企業模式長期留存。德國最大的工業企業博世（Bosch），至今仍是私人所有而非股份制的公司。
而優質的工人和工程師，至今仍是德國製造業的核心競爭力。從 1880 年代一路摸索來的德國，擁有世界上最全面的技工學徒教育與勞工福利制度。
德國工人不僅有專業技術傍身，勞資關係還異常和諧。六七十年代近乎毀滅英法製造業的集體罷工，在同時期的德國寥寥無幾。
挺進大陸的德國製造
可是，大陸人對德國製造的印象並非來自西德經濟奇蹟。毛時代的大陸只有極少數人能接觸到德國產品，主要是賓士轎車。朱德、陳毅都曾以賓士車作為專車。大陸駐外使館普遍配備的賓士車，在文革時期還成為反動外交路線貪圖享樂的罪證之一。
1950 年代中期，大陸曾透過蘇聯進口一批賓士 220S 型豪華轎車。1959 年，上海汽車裝配廠土法上馬仿造該車，車體全部用手工敲製，成品被命名為鳳凰牌，也就是日後上海牌轎車的原型。但這種山寨產品顯然與德國製造沒有什麼關係。
賓士 220S 型轎車與上海牌轎車。上海牌是毛時代唯一批量生產的轎車，從 1960 年代到 1990 年代共生產 79256 輛。
大陸人真正被德國製造業震撼，要等到改革開放初期
1978 年，經濟凋敝的大陸決定大規模引進西方技術，開始從西方採購成套的製造技術和設備。由於外匯儲備不足，中方希望能約定返銷產品，或選擇合作生產的方式，以實現外匯平衡。
這些條件對其他國家缺乏吸引力，卻正合德國胃口。1970 年代，德國經濟增長放緩，而 1976 年的一項立法要求公司雇員在董事會上應占半數席位，使德國本土的用工成本大幅提高。一些企業開始謀劃轉移生產線，因此對與大陸的合作表現得異常積極。
1978 年 10 月，大陸第一機械工業部考察團訪問西德。圖為一機部外事局局長江澤民在德馬克起重機械公司聽取介紹
1978 年起，大陸一直想從西方引進轎車生產線。長期多方談判後，德國大眾是唯一一家既願意轉讓技術又願意投資的汽車企業，還承諾用大陸生產的發動機為全球市場供貨。1985 年，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宣告成立。
1984 年，青島電冰箱廠成功從德國利勃海爾公司引進電冰箱生產線，最初以『琴島—利勃海爾』（QINDAO-LIEBHERR）作為公司商標，也就是海爾電器的緣起。
海爾是大陸最早引入全面質量管理的電器企業，1985 年自行砸毀 76 台不合格冰箱的事蹟在當時極為出名在此過程中，德國工業的質量標準極大地震撼了在計劃經濟時代習慣於粗制濫造的大陸工人。
按照約定，桑塔納轎車的每個國產零件都要透過大眾總部的技術認證。大陸國產上海牌轎車的方向盤測試指標只有六個，而桑塔納的竟然有一百多個。建廠兩年後，桑塔納國產率只有 2.7％ ，大陸國產零件只有車輪、天線、收音機。德國製造的高大形象迅速確立。
1984 年，德國退休工程師威爾納•格里希受聘為武漢柴油機廠廠長。格里希按照德國企業管理方法，建立嚴格的質量檢測體系，把幹部從辦公室趕到車間，每天親自帶著測量工具巡視督查。在他的嚴格管理下，該廠產品質量大有起色，鑄件廢品率由 45％降到 15％。
1988 年格里希訪問上海時對時任市長朱鎔基說：『我認為生產企業不應有出口標準和國內標準兩種質量標準，如果好的出口，壞的賣給大陸國內，產品就會失去信譽，這樣的工廠在德國要破產的。』
1985 年 4 月，時任武漢市長吳官正在授予格裡希先生榮譽市民大會上表示，衷心感謝『格里希先生把日爾曼民族嚴謹的工作作風帶到武漢來』。這是大陸人首次將德國人的民族性格稱作嚴謹。
但在格里希離任後，武漢柴油機廠很快回到了管理混亂、質量低劣的老路上，於 1998 年破產倒閉。大陸在 1980 年代前期翻譯出版了一系列德國資料，1987 年還編寫了《格里希在武柴》一書，對大陸工業發展與企業制度改革產生了巨大影響
不過，熱衷於德國油紙包的大陸人民或許並不在乎德國製造與大陸工業的關係。大陸人民喜歡傳誦的外國神話，無不是用對外國的先進描述來反襯大陸的社會頑疾，讓人產生荒謬感極強的對比。
在大陸國產商品大多質量低劣、服務差勁，而優質商品又大多來自日本這個令人情感複雜的近鄰時，完全可以理解，遙遠的德國——這個唯一能與日本在精工製造上展開競爭的國家——似乎是他們唯一的精神寄託。
讓他們安心的是，憑藉著傳統製造業的良好表現，德國是 2008 年金融危機後經濟表現最搶眼的發達國家。至於那些早已實現了生產線全球配置、並不由德國人製造的德國品牌是否能對得起他們的信仰，這或許是另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