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率團訪中之際，一段威權時期的歷史再度引發關注。有媒體調閱國家檔案指出，鄭麗文的丈夫駱武昌，過去曾被情治單位鎖定為校園「佈建運用人員」，引發議論。對此，野百合學運世代成員、現任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專任委員許有為，也分享自身當年遭情治人員接觸的經歷，讓事件持續延燒。
根據公開的國家檔案資料，威權時期的調查局早在鄭麗文進入台大之前，即已接觸駱武昌，試圖吸收其成為線人，也就是俗稱的「抓耙仔」。文件顯示，情治單位計畫先將其列為「運用關係」，並以化名「馬超」進行觀察，待評估其活動能力與安全性後，再進一步報請核准納入內線佈建。相關內容曝光後，引發外界對當年校園監控與情治滲透的討論。
對於檔案內容，許有為指出，從其過往接觸的史料來看，當年以「教官」名義接觸異議學生的情況確實存在，甚至可能伴隨後續的佈建行動。他回憶，1987年大學新聞社復刊後不久，曾有一名自稱教育部「張教官」的人士，多次打電話邀約見面吃飯，試圖了解其參與學生社團的動機，並將該社團形容為「偏激團體」。
許有為指出，對方連續一週在晚間固定來電邀約，他始終未答應，最終許媽媽不堪其擾，親自接聽電話並強調：「我兒子很愛國，請你以後不要再打電話來騷擾，你天天在十點打來，顯得你很沒教養。」許有為表示，自此之後，該名自稱教官者便未再聯繫，「我也無從成為另一個馬超、班超、什麼碗糕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