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馬來西亞政治局勢動盪頻仍，不但頻繁換首相、政黨重組不斷，更因2020年的「喜來登政變」掀起一波震撼政壇的跳黨潮。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劉哲偉近日在Podcast節目《東南亞夯什麼》中，深入剖析這場政變的起源、制度缺陷與馬來西亞特殊的政治文化，帶領台灣聽眾認識大馬政治複雜且高度不穩定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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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哲偉形容，若把馬來西亞和台灣相比，最大的不同在於「倒閣與跳黨在馬來西亞並不罕見」。他指出，自己讀書時只需要記住四位首相名字，如今的學生卻要記下十位，「短短幾年內換了三位首相」，這種更替的頻繁程度，對選民的民主信任感造成極大打擊。
談到「喜來登政變」，劉哲偉說，這是一場典型的國會制變天案例。2018年反對黨聯盟「希望聯盟」（Pakatan Harapan，簡稱希盟）意外贏得大選，卻在2020年內部分裂。其中的土團黨與公正黨阿茲敏阿里（Mohamed Azmin bin Ali）派系議員脫隊，轉而與反對派合作，取得國會過半優勢，從而推翻希盟政府。由於談判與協商多在吉隆坡的喜來登飯店進行，事件遂被稱為「喜來登政變」。
馬來西亞採行「議會內閣制」，首相由國會多數議員支持產生，不像總統制國家須經由全民直選。這種制度設計雖提供了政治靈活性，但也給予政黨與議員在關鍵時刻極大操作空間。劉哲偉指出，當反對黨透過結盟、吸收跳黨議員獲得過半支持，便可推翻原政府，這在制度上是合法的。
然而，這樣的操作卻讓民主意志與選民授權被架空。劉哲偉舉例說明，馬哈迪（Tun Dr. Mahathir bin Mohamad）在土團黨贏得大選時僅掌握約12席，但因為被推舉為首相候選人，最後成為領導人。即使其他政黨席次更多，卻未能掌權。這樣的現象，也導致後來土團黨內部矛盾擴大，接連出現權力鬥爭與再度變天的局面。
馬國政治的另一項特徵是「跳黨文化普遍化」，尤其在東馬（沙巴與砂拉越）更為常見。與西方民主國家的「投人」邏輯不同，馬來西亞多數選民「投黨不投人」，意味著議員即使跳槽，只要新政黨受歡迎，仍可能連任。劉哲偉提到，政變主角之一阿茲敏從公正黨跳槽至土團黨後，仍成功在地方選舉中保住議席，儘管在國會大選中失利。
馬來西亞政府雖然已於2022年通過「反跳黨法案」，規定若議員自行退出原屬政黨即會失去議席，卻未能有效遏止跳黨亂象。劉哲偉指出，法案設計存在重大漏洞，「只要不辭職、不公開脫黨，就算實際上投票支持反方，也不算跳黨，」議席仍保留。這讓不少政客繞過制度、繼續進行政治交易與勢力調整，讓「變天」隨時可能重演。
面對這樣的制度困境，劉哲偉認為，「反跳黨法」並非萬靈丹。他主張應借鏡台灣的罷免制度，讓選民在議員跳黨後能以民主方式表達同意與否，制度可以允許變動，但必須配套讓人民決定誰該代表他們，否則選舉就成了政治菁英的分贓遊戲。
至於未來是否能改變現況，劉哲偉坦言，這是一個制度設計與政治文化的雙重課題。即便法律設計再完備，若缺乏政治人物的「紳士精神」，總有人會鑽制度漏洞、走短線操作。他強調，真正完善的政治應是「法律制度＋政治道德」的結合，缺一不可。
馬來西亞近年頻繁上演的政治變局，暴露出制度設計的脆弱與政治文化的沉痾。從「喜來登政變」到跳黨潮、再到反跳黨法的有限作用，都顯示出單靠法律規範無法約束權力操作，真正需要的，是政治人物的自律與社會對民主價值的堅持。劉哲偉所提出的「法律制度加上政治紳士精神」的治理觀，點出了當前馬來西亞政治的關鍵症結，制度設計或許可以修補漏洞，但唯有文化的進步，才能為民主注入穩定與誠信。當選民逐漸覺醒、政黨重新思考責任與承諾，馬來西亞或許才能走出政爭輪迴，邁向真正成熟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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