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總理黃循財雖身為海南移民後代，但在2026年訪中期間，僅專注於官方經貿行程，完全避開祖籍地文昌與祭祖活動。台灣駐新加坡大使童振源指出，這種做法延續了李光耀、李顯龍等歷任領導人的傳統，旨在將「個人血緣文化」與「國家政治忠誠」進行嚴格區隔，並強調祖籍可以是個人記憶與文化養分，但絕不能成為政治座標。
童振源在臉書上發文，提到了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在2026年3月前往中國海南出席博鰲亞洲論壇，發表主題演講並會見海南省委書記。他指出，海南正是黃循財祖籍所在，然而此行完全聚焦於官方會晤與經濟議題，「未曾踏足文昌祖籍地，也未安排任何形式的祭祖活動。」
童振源表示，這種「刻意缺席」並非偶然，而是新加坡一以貫之的政策選擇。他指出，新加坡是一個華裔佔多數，但高度多元的國家，不過新加坡始終將個人的血緣與文化連結，與國家的政治忠誠與政策取向嚴格區隔。「政要對祖籍地的「保持距離」，正是對內凝聚認同、對外彰顯獨立的重要象徵。」
自1965年獨立以來，新加坡始終在多種族平衡中尋求生存。童振源分析，新加坡長期投入大量政治資本建構國族認同與種族和諧，逐步確立核心生存邏輯：打造一種超越血緣、族群與原鄉情感的「新加坡人」身分。
他表示，為了避免被強權或鄰國視為中國的附庸，新加坡領導人主動引導華人社會，由早期「落葉歸根」的情感依附，轉向對本國的政治效忠與「落地生根」的身分認同。前總理李顯龍曾於2022年國慶群眾大會指出：「新加坡的華族不再是落葉歸根，而是落地生根。」童振源指出，這不僅是文化轉向，更是政治定位的再確認。
童振源進一步強調，若新加坡高層政要頻繁返回中國祭祖，勢必釋放錯誤訊號，暗示對原鄉仍存情感依附，甚至可能被外界解讀為潛在的政治傾向或政策偏好。「這不僅可能引發新加坡的馬來裔與印度裔社群的疑慮，也可能侵蝕長期累積的多元族群信任基礎。」
童振源也指出，新加坡的這套「祭祖政治學」是由建國總理李光耀與前總理李顯龍所建立的。身為廣東梅州後裔的李光耀，一生出訪頻繁，中國也是其重要外交對象之一，他卻始終拒絕回鄉祭祖。並非血緣或文化上的疏離，而是出於對政治象徵的高度敏感，「任何象徵性的『回鄉』，都可能被納入更大的中華民族敘事之中，進而模糊新加坡作為主權國家的定位。」
2014年，中國地方政府曾耗資千萬人民幣修繕「李光耀祖居」，新加坡政府選擇沉默、不承認，就是一種清晰而克制的政治訊號，藉此拒絕被納入外界的「中華民族敘事」。
李顯龍任內亦延續此原則，其多次訪問中國，行程始終鎖定蘇州工業園區、天津生態城等政府間合作項目，確切傳達「新加坡總理代表的是國家整體，而非血緣或宗族共同體」。
隨著中國政經實力崛起，對海外華人的文化連結與影響力操作日益積極。童振源指出，新加坡在文化政策上也展現了高度的警覺性，為應對中國文化中心的設立，新加坡隨即斥資1.1億新幣設立「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其戰略意涵十分明確：對內凝聚、對外宣示——新加坡華族文化並不等同於中國文化。
童振源提到，相較於前幾代領導人，黃循財所面對的環境更為複雜。黃循財做為第二代海南移民後裔，其祖籍連結更為直接，也更容易被外部敘事放大與操作。
在他2024年接任總理前夕，海南文昌宗親組織曾高調慶祝，稱其為「海南的驕傲」，試圖將其納入「中華兒女」的敘事框架。童振源分析指出，在此背景下，黃循財於2026年博鰲之行不回去祭祖，釋放出清晰的政策訊號：在經濟合作上積極推進，在血緣宗親連結上嚴守界線。
童振源也在文中提到一項具策略性的例外。2009年，時任國務資政吳作棟曾造訪福建祖居。然而，這場行程並非單純的「尋根祭祖」，而是為了平息當時新加坡國內對「新移民」的排斥情緒。吳作棟透過回到簡樸祖屋，提醒國人「大家都是移民後裔」，試圖以此建立更開放的社會認同，同時他仍堅稱：「新加坡是一個融合多元元素的主權國家。」藉此強調這不是一趟「回歸原鄉」，而是一場「詮釋新加坡」的政治溝通。
最後，童振源在文末表示，新加坡正要「不回鄉祭祖」的選擇，本質上是對國家主權的高度維護。「籍可以被記憶，但不能成為政治座標；文化可以被珍視，但不能取代國家認同。」
他進一步稱，「落地生根」不僅是一句口號，而是一項經過歷史淬鍊、長期實踐與反覆校準的政治工程。「它的核心不在於切斷過去，而在於確保未來的忠誠方向清晰而唯一——可以記得你從哪裡來，但必須清楚你屬於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