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致力強化區域夥伴安全關係，放寬國防裝備出口限制之際，台灣也正尋找加強供應鏈協作的機會，雙方均面臨降低中國供應鏈主導地位與成本優勢的挑戰，在這個情況之下，日本與台灣在無人機領域的初步合作正悄然萌芽。
區域安全局勢與供應鏈去中化趨勢
根據
日經亞洲報導，日本正在推動強化區域安全夥伴關係，並放寬實施數十年的武器出口限制；台灣則積極尋求提升供應鏈合作機會。而中國大規模擴張軍力及制定出口管制措施，為日台這類行動增添了額外的緊迫性。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DSET）政策分析師鄧閎元表示：「中國近期對日本實施的軍民兩用產品出口管制，包括針對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等主要企業的限制，可能會考驗日本的無人機開發，特別是在如電池和馬達等依賴中國稀土的零組件。」
立法院國民黨團與民眾黨團8日聯手三讀通過「保衛國家安全及強化不對稱戰力計畫採購特別條例」，預算上限匡列7800億元，相較於原先規畫的規模，預算大砍約4700億元，其中最顯著的是刪除了推動國內無人機產能的計畫。報導表示，此舉為台灣的無人機雄心蒙上了一層陰影。
產業驅動合作：民間聯盟與企業的技術對接
不過，日台無人機合作主要仍由產業界驅動。根據DEST對公開資訊的分析顯示自2020年以來，日台雙方企業與機構已簽署15項協議。簽署方包括由台灣經濟部成立的「台灣卓越無人機海外商機聯盟」（Tediboa）、工研院，以及日本兩大無人機聯盟：JUIDA與JDC。合作重點包括供應鏈與技術開發、防災、應急響應、自動飛行測試及應用部署。
其中最新的案例是，總部位於嘉義的「新樂飛無人機」（7A Drones）今年與日本合作夥伴簽署了兩項協議，分別與AlterSky開發大型物流無人機，以及與Autonomy HD整合台日無人機產業供應鏈並開發下一代自主無人機。
對台灣而言，日本是僅次於美國最重要的安全與政治夥伴，儘管雙方並無正式外交關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國會表示，台灣發生衝突可能對日本構成「生存威脅」，此言論引發了與北京的重大爭議。
過去一年來，台灣外交部長林佳龍與行政院長卓榮泰均曾以私人行程訪日，是目前已知自1972年斷交以來首見。
面對紅鏈挑戰：日本2030國產化目標與台灣角色
但鄧閎元引用日本海關統計數據指出，中國目前仍是日本民用無人機市場最主要的主導來源。單是去年，日本就從中國進口了12萬4936架無人機，占日本市場九成以上。
為了改變現狀並強化供應鏈韌性，日本經濟產業省去年9月宣布了一項計畫，目標在2030年前生產8萬架日本製造的無人機。該計畫強調在馬達、電池、通信模組和飛行控制器等關鍵組件上，與「理念相近國家」展開合作。
鄧閎元向《日經亞洲》表示：「在這種背景下，台灣在烏克蘭與東歐已證明其在無人機馬達與電池方面的可靠性與產能，加上其在『非紅』供應鏈中的成本競爭力，使其成為協助日本確保日產無人機關鍵組件穩定供應的合適夥伴。」
總部位於東京的智庫笹川和平財團（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戰略與威懾計畫主任山本勝也（Katsuya Yamamoto）表示，日台雙方在民用無人機應用領域均有顯著增長。
他相信日本與台灣民間企業之間迅速深化合作的潛力龐大，山本勝也強調這將從民間層級而非政府層級開始。「從那裡出發，我預計這種協作最終也能為軍民兩用合作鋪路。」
現階段困境：產業規模不對稱與技術落差
然而，台日合作目前僅僅是剛開始邁步。DSET估計2025年台灣僅向日本出口45架無人機，日本向台灣僅出口3架。另一方面，台灣向波蘭、捷克和美國等國運送了超過12萬架無人機。
鄧閎元解釋道，台灣目前的無人機合作模式通常包括：出口低成本小型無人機至中東歐以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出口組件至歐美以取代中國產品；參與美國聯邦與地方政府的無人機標案；以及與外國公司合作競逐台灣的政府採購。
他指出，這些合作模式的共同前提是夥伴國家已具備一定的產能、採購規模和技術生態系統，「然而，日本無人機產業長期在量產能力和國產化率上滯後，尚未形成大規模的產業生態。這使得台灣企業難以在技術合作、組件供應或共同參與雙邊政府標案方面找到合適的對手。」
未來展望：出口限制鬆綁後的長期影響
另一方面，針對日本近期鬆綁武器出口限制，山本勝也認為，短期內不會直接促成日台在武器或防衛裝備領域合作的深化。他說：「這是因為東京與台北可能需要更多時間來簽署必要的協議，類似於日本已經與英國、澳洲或菲律賓建立的那些協議。」
儘管如此，一位匿名高階外國國防工業領導者表示，日本對防衛出口方針的巨變，隨著時間推移應會對台灣產生影響，未來可能會看到可用於軍民兩用平台的子系統提供給台灣國防工業，但日本極不可能提供船艦或飛機給台灣武裝部隊。
至於無人機方面，他認為可能將會開始看到代表團在台日之間往返，以推動開發並促成潛在的夥伴關係。雙方可能會依賴非政府組織（NGO）和行業協會來催化合作，而非直接進行政府間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