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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忠翰和張元植挑戰登頂K2。(圖/呂忠翰提供)

2000 年時,台灣人曾和大陸隊伍合作,首次前往挑戰K2。但當時因為天氣惡劣,加上路線為北稜路線,僅到海拔7400公尺的地區就止步。

19年後,又有台灣人由巴基斯坦來到喬戈里峰的山腳,再次尋求和它對話的機會。他們是「果果」呂忠翰和「八千張」張元植,尋求用最純粹的方式來和山公平競爭。

「K2大概是去年阿果從Nanga(南迦帕巴峰)回來時,才跟我提這一件事。」聊起兩人攀登此峰的緣起,張元植表示,「他就跟我說可以去了。像是這種山他第一順位會找我,就是高海拔或遠征型態的。大概去年八月份時說的,所以大概也知道一年後會去。」

張元植(圖/吳政紘攝)

提起呂忠翰和張元植,台灣登山界大概沒有人不知道這兩號人物,他們一同畢業於苗栗全人中學,特殊的教育成長環境,讓他們比常人更具有理想性和行動力。張元植表示,兩人對於登山的目標並不完全一致,因此平時不會特別一起攀登。但這一次,他知道呂忠翰會找他。

當被問到為什麼找張元植搭檔時,呂忠翰笑著說:「我能約的大概也只有他了。」而張元植則在旁吐槽,「那是因為你所有隊友差不多都快被你給剋死了!」還強調台灣近年幾乎所有的海外重大山難阿果都在旁邊,而後者則反駁說自己也救了很多人回來。

對於亞洲人、特別是東亞地區害怕去談的生離死別問題,在他們兩人看起來稀鬆平常,因為就如同其他致死率很高的極限運動,攀登界也是「死了的傳奇比活著要多」。呂忠翰不只一次表示,自己上山時才打招呼的朋友,下山時就聽到了死訊。死亡對他們來說是近在身邊的東西,所以可以侃侃而談這種世俗的禁忌話題。

雖然高度不如世紀第一的珠穆朗瑪峰,不過K2一直都被視為是8千公尺高山的頂點,它山勢險峻、地形複雜,致死率高出同等級的大山許多。但也因此吸引許多登山者慕名前來,打算一舉站上攀登生涯的巔峰。

呂忠翰和張元植挑戰登頂K2。(圖/呂忠翰提供)

張元植說道,「在意義上是蠻特別的,對我們或著是整個台灣高海拔的攀登史都有特別的意義。心態上對我來說,因為我們春天有去爬一座8千的(馬卡魯峰),所以在成功登頂的情況下,心裡會比較有信心一點。但K2對我來說,會覺得真的蠻難的。」

「我知道很難,但實際爬起來一點也沒有覺得賺到的感覺。」他笑說,「賺到的意思就是,原本想像很難,但實際上會覺得不過如此。但K2完全沒有,是真的很難。整趟都很陡,從起攀開始就是一路40度的坡了。雖然沒有到很難的技術型。但因為在海拔很高的地方,所以很吃體能。對於肌肉高強度下的耐力很要求,在海拔8000公尺攀登還是更要求心肺能力,更考驗你的基本體能。」

不管是有許多冰隙和考驗攀岩技巧的黑色金字塔(Blacl Pyramid)也是不是號稱「最終考驗」、坡度達80度的瓶頸地區(Bottleneck),兩人強調K2整座山峰都難以攀爬,而在無氧的情況下,更是讓挑戰變得更為艱辛。

談起堅持無氧攀登,呂忠翰認為這就是一種精神的展現,「對我來說就是一種純粹,想看看自己的極限。」義大利「登山皇帝」Reinhold Messner曾表示,他在登山時絕對不會多帶任何一件裝備,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穿上你的鞋,出發吧。如果你有同伴,多帶一條繩和一些岩釘架確保系統,其他東西就不用了。」這種阿爾卑斯式的裝備觀,一直都是登山家所堅持的原則。他們注重個人在攀登時對於困難的克服和成長,登頂其實只是附帶獎勵。所以這些人從來不會為了增加成功率,而將精良的裝備帶上身。

「對我來說比較簡單,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這可能跟我們成長的過程有關係,從最早的登山課程開始就是一切靠自己,自己煮東西、自己搭帳棚,登山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靠自己登山。」張元植用如同他性格一樣坦率的方式緩緩說道。他此行一直無氧到海拔8150公尺,才開始吸氧,他坦言本來評估自己應該可以到8200,但途中了解到自己當下的極限。

事實上,他們當時已經來到台灣人不曾到達過的地方,只要再多爬400公尺,就能成就驚人的偉業。

「那時候自己狀況非常好,走在最前面,當下覺得百分之百可以上去。」不過關於山的一切總是瞬息萬變,呂忠翰和張元植最終並沒有實現登頂的目標。

呂忠翰和張元植挑戰登頂K2。(圖/呂忠翰提供)

在16號前往第4營的途中,由於天氣不好,加上架繩隊兩次差點被雪崩沖掉,最終並沒有把繩子架上去,所以團隊行程延後了一天。隔天他們抵達第4營,一個外國人的隊伍已經傳出有人被沖下來80多米的消息,雪巴人在架繩時又發現雪深及腰,如要繼續前進充滿風險。

對於當天的情形,呂忠翰說,天氣很好他們兩人的狀態也很不錯,但唯獨雪況不佳,山上的雪積得很深、而且鬆軟易坍塌,容易造成雪崩。

「那天晚上(架繩隊)想架上去,所以我們所有人都出發,但到了8200公尺時,還是覺得那邊的雪不穩定性太高,所以大概11點半時就準備撤退了。他們就告訴我們攻不上去了。」而呂、張兩人在進行了討論、釐清了當時的狀況後,也決定下撤。

「地利不好,他們也覺得沒必要『鐵齒』。」呂忠翰說,「根據我們得到的消息,登頂那天就有兩次小規模的雪崩。我們判斷那樣子的雪況不適合再繼續下去。」再下一波攻頂時間,距離第一次攻頂相隔5天,他們覺得5天的時間不夠改變雪況,因此做出撤退的決定。生涯首次攀登K2,最終就這樣畫下句點。

結果證明他們的判斷是錯的。在他們撤退後,上面傳來了登頂的消息。今年有將近200人挑戰K2,有19人登頂,其中10是攀登者,9個雪巴人。

儘管很多人為他惋惜,但呂忠翰和張元植此行卻是滿足大於失望。他們明白探險一定會有風險,而承受失敗也是過程的一部分,重點是你經歷或發現了什麼。

「不可能看了答案再做決定,(對那個決定)不會後悔,因為在那個狀態下以我的經驗和能力也只能做出那樣的決定。到現在還是覺得再給我做一次判斷,我還是會做一樣的決定。」張元植在台灣重新回顧這一趟攀登歷程,下了這麼一句結語。「第二個原因是,這次爬下來我知道外在條件(雪和天氣)許可的話,我在有雪巴人輔助並吸氧的情況下,我們的能力是一定可以登頂。但我理想上是希望能用更純粹的方式、不要靠那麼多外在輔助上去。不過現在的我還沒辦法到那個程度,因此覺得不上去、留給以後一個機會也是不錯。」

呂忠翰和張元植挑戰登頂K2。(圖/張元植提供)

對於在都市社會長大的一般人來說,我們被制式教育培養成追逐成功的人,不是勝利那就是失敗,中間沒有留給自己思索的豐饒區域。而這一種思維,也被放到了主流競技體育當中,冠軍被給予了至高榮譽,但過程中關於技藝和意志、那些最有價值的東西,卻被遺忘了。但站在這種價值觀的反面,就是極限運動的探險精神。

在紀錄片《赤手登峰》中, 主角Alex Honnold是一名無保護攀岩玩家,他再登上猶長岩(El Capitan)的過程中只有一次機會,他選擇了一個沒有後路的方式來展現他自己的攀爬生涯和人生。而呂忠翰和張元植從開始爬山起,就決定用一種更加穩妥的方式來達成目標,所以出於對山的尊敬,他們此行決定撤退。兩種人和兩種方式,但展現的卻是同一種精神,這也是這類運動迷人之處。

「登山和競技運動之間很大的差異性也是在這裡,整個過程中你必須要去做很多選擇,你會要用你的經驗、知識和背景慢慢克服,這是一個持續性很長的運動。」呂忠翰說。

要撤退還是要往上?要使用什麼器材?這路線多危險,你都要在當下去作決定,一個差錯發生就可能是生離死別。而在這個過程中,你突然發現「這件事不再這麼難了」,這個探索未知的過程是很有樂趣又很可貴的,自我實踐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這些東西,只追求名利和成果的人,無法體會。

「假設一百分吧,登頂可能會佔五十分吧。但是另一半得到的東西,你還是不能說他什麼都沒有。」對於張元植來說,這一趟旅程收穫頗豐。此前他在臉書上表示自己接下來將暫時不會再去挑戰8000公尺的高山,因為他有其他目標要為之奮鬥。

「基本上我不會以8000公尺的高山為目標,K2對我來說是個重要的里程碑,他意味著是8000公尺海拔傳統路線的頂點。如果要再更強,可能還要再練,以後才有機會再突破,可能是挑戰其他新路線,但那也至少是十年啦。」張元植認為自己目前在8000公尺能挑戰的水平已經來到瓶頸,可能之後要再繼續練才能有所突破,所以他決定不繼續回到K2,而是先去歐洲和中國為主,轉而嘗試一些技術型攀登的路線。

呂忠翰仍在追逐登上自己的第6座8000尺高峰,「不會去想證明給別人看,不會去張揚說我要去爬一條很厲害的路線,一定要讓別人知道。」攀登對他來說彷彿是一種修行,是自己和山峰之間的對話,非常純粹,就像高山融雪一樣沒有雜質。

呂忠翰(圖/吳政紘攝)

「競技體育太快了,真的太快了!而且分工很細,故事太短。可能你努力好久,爭取到上場和運到那一顆球的時間,可是整個比賽節奏太快,一下子就被忽略掉了。」呂忠翰解釋道,競技體育勝者為王,但登山不是如此,每一次的攀登都是孤獨並獨一無二的。

張元植強調,他不會矯情的說結果不重要,能登頂當然是最好,但是探險的過程,永遠是登山最迷人之處。撤退不是故事的結束,反而會是下一次旅程的起點。「至少是在將近20個年頭後再次有人去試這個事情。先不論有沒有完成,有完成那會是台灣史上很重要的一個事情,沒完成也算是一個嘗試。」

撤退,也是自己人生哲學和個人價值觀展現的一個過程。

關於這一次的K2攀登,結語用挑戰海拔8611公尺失敗,或許並不恰當。「成功登上8200公尺」,似乎更為合適。

呂忠翰和張元植挑戰登頂K2。(圖/張元植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