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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蓮表示，對外籍看護工來說，他們大多有遇到毛手毛腳的心理準備，但是當真的發生一些言語的試探時，無論是因為中文不好或不敢拒絕，對於加害人來說「可能就變成是一種默許」；再進一步到碰觸時，可能因為自己曾被告知要忍耐或其他原因，而忍耐下來。不過，一再的忍讓，可能會導致後來出現嚴重的性騷擾，或不幸被性侵得逞，通常到這個程度了，移工才可能會出來申訴。
沒有強制法定休假 看護工難以建立支持網絡
在非公開的封閉空間工作，加上沒有強制規定的法定休假，造成看護工更加孤立無援。
根據勞動部2022年的統計，外籍看護工當中，假日都沒有放假者占50.6%。陳秀蓮表示，他們都沒有休假，真的遇到問題時，他跑出去根本不知道警察局在哪裡，所有的指標根本也看不懂，如果今天移工有固定休假，就能在休假的時候出外，例如到台北車站可以碰到很多人，就能向其他人提問跟尋求協助。
陳秀蓮說，移工有適當的休假，就能夠建立自己的支持網絡，避免被孤立在陌生環境，遇到問題時求助無門。「例如我可以找TIWA，或是我可以找哪個朋友他的雇主比較好，然後他可能就願意幫我，我就會知道我並不是孤立在這個台灣人家裡面。」
普遍隱私未被尊重 看護工卑微求「至少裝上簾子」
除了沒有休假讓移工難以串連自己的社會支持網外，在雇主家裡的隱私未被尊重也是一大問題。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秘書長黃姿華指出，根據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並沒有要求雇主必須提供隱私空間給勞工，「女孩子一個人在國外，然後被孤立在一個家庭裡面，隱私沒有被保障，完全沒有安全的地方，因為這樣，比較容易進入被性騷擾的風險當中。」
黃姿華表示，串流平台夯劇《八尺門的辯護人》中，也有印尼移工莉娜遭雇主騷擾的橋段，莉娜看起來有一個自己的房間，還可以叫雇主「出去」，但現實生活中，許多看護工都是被安排「睡在被照顧者旁邊」，沒有自己的安全空間、「也沒有辦法叫任何人出去」。
來台9年的菲律賓籍家庭看護工Jasmin Ruas說，許多看護工沒有自己的生活空間，台灣雇主也都沒有了解到移工需要有一個房間，或者要求移工待在被照顧者的房間時，至少要提供一張床加上簾子，至少讓看護工可以有一點隱私空間。
Jasmin來台後曾經歷過不太愉快的工作經驗，認識黃姿華後，兩人共同成立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她分享自己的經驗表示，曾在前雇主家裡工作時，遇到會對她毛手毛腳的阿公，不過比較幸運的是，她得到其他家人的同意，當這位80多歲有點失智的老人家對她動手腳時，她會順勢將阿公的手拍掉。在工會裡面協助過許多移工的Jasmin無奈地嘆了一口氣說，「遇到能夠站在勞工這邊的家人是很少數的」。
改善看護工被孤立狀態 應聘居服督導員
對於改善家庭看護工的高風險處境，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創辦人杜光宇提出要求仲介聘雇居服督導員的作法。根據衛福部資料，督導員負責督導照顧服務員提供的服務，即時掌握長照對象情形，而每位督導員最多服務60人，超過60人便須再加聘一位督導員。
杜光宇指出，仲介在沒有聘雇督導員的情況下，沒有相關的照護專業，卻「無限制」負擔這麼多家庭的照顧責任是「荒謬的制度」。他認為，應該將看護工納入長照制度的思考框架，要求仲介聘雇居服督導員，由督導員追蹤每一個看護工及個案的狀況，這樣也可以促進看護工的專業能力。
此外，一般的照服員若在工作職場遇到騷擾，通常會立即反映給居服督導，所以如果有居服督導員的狀況下，外籍看護工便不會孤立無援，因為至少督導員會定期聯繫個案。
台灣的#Metoo事件延燒，7月完成性平三法修法，然而相關的討論裡，外籍家庭看護工的處境鮮少被聽到。陳秀蓮分析，#Metoo運動的重要性之一在於讓受害者講出自身經歷、透過書寫修復創傷，進行心理重建，但因為一方面東南亞國家例如印尼，社會風氣相對於台灣來說更保守，再加上台灣的#Metoo運動中，都是全中文書寫，種種因素都讓移工的聲音，在這一波的#Metoo討論中銷聲匿跡。
目前有20萬個家庭看護工在台灣，當他們遇到性騷或性侵事件，有人提出申訴，也有默默忍耐的黑數，不管如何，台灣社會與政府都應有更友善的措施，傾聽他們的心聲，並好好接住這些受害人。
